写在前面:该篇由chatgpt和我合作写成,我改它写的作文也费了老大劲了,得算我至少一半功劳。
给自己的notes:
Trier(特里尔)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位于今天德国西部,靠近卢森堡边境。
普鲁士王国(Kingdom of Prussia)18–19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之一,以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著称。马克思少年时期生活在其统治之下。
德意志地区(German States / German Lands)19世纪德国尚未统一,由几十个讲德语的独立公国组成。直到1871年才由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
路德教(Lutheranism)基督教新教主要教派,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因信称义”。马克思的父亲从犹太教改信路德教,以融入普鲁士社会。
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德国著名大学,马克思17岁时入学,主修法律,但对哲学、文学更感兴趣,并参与学生社团、喝酒与决斗等活动。
决斗(Dueling)19世纪欧洲大学生中常见的荣誉之战,通常使用剑或手枪。马克思在学生时期曾参加决斗,是其叛逆性的体现之一。
柏林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德国思想重镇,马克思在那里深入研究哲学,并初次接触黑格尔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 German Idealism)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哲学潮流,代表人物包括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强调理性、自由和历史发展逻辑。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影响深远。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强调理性、科学、自由和平等,反对教会权威和专制君主,提倡知识普及和人的自主性。其核心信念是: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改善自身与社会。
体液学说(Humoral Theory)源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认为人体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黄胆汁、黑胆汁、黏液。健康就是四液平衡,疾病是体液失调造成的。它是中世纪医学主流,主张通过放血、催吐等方式“调整体液”,直到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系统后才被逐步取代。
《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由John Locke于1690年发表,是启蒙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第一篇反驳“君权神授”;第二篇提出: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社会契约: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它是自由主义政治的奠基文献,对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
《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是康德(Immanuel Kant)于1781年出版的哲学巨著,开启德国古典哲学新时代。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可能获得知识?康德主张,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经验,而是经验和理性结构的结合。这部书建立了他的“先验哲学”体系,是现代哲学的转折点。
先验哲学(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康德提出的一种哲学方法。“先验”(transcendental)不是神秘的,而是指认知的先天结构条件。康德认为:我们认知世界的能力,预设了一些先天形式(如时间、空间)和范畴(如因果性、数量)。这些结构不来自经验,而是我们使经验成为可能的方式。这就是他所谓的“哥白尼式转向”。
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这是谢林(Schelling)发展的思想,主张自然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有精神性、创造力的存在。他试图打破“主观 vs 客观”、“精神 vs 物质”的对立,提出自然与意识在更高层次上是一体的。自然哲学是浪漫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的桥梁,对后来的生态哲学也有影响。
扬弃(Aufhebung)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德语 Aufhebung 同时包含三个意思:否定(取消)、保留(维持)、提升(超越)。它描述事物发展的方式:一个阶段遇到矛盾 → 被否定 → 但其合理部分被保留 → 在更高层次上被超越。简单说,“否定之否定”并不是消灭,而是向上转化。
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出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后阶段。不是指“知道所有事情”,而是意识到:世界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在实践与历史中展开出来的结构。即:认识不再是“观察世界”,而是“创造世界”;真理不是某种外在标准,而是意识与现实互动中不断生成的总和。
1-0: Karl Marx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宣言书。虽然当时影响有限,但为后来的革命埋下理论根基。Karl Marx出生于1818年5月5日,德意志地区的特里尔(Trier),属于当时的普鲁士王国。父亲是一个犹太裔改信路德教的律师,母亲来自荷兰犹太家庭。他是中产阶级出身,家境宽裕但非富豪。他从小接受启蒙思想的熏陶,也熟悉宗教、哲学与古典文学。
德意志地区当时没有统一,而是有德意志邦联中的39个主权国家组成,有王国、公国、选侯国、自由市等多种形式。其中有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地区最强大的军事与工业强国,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主导日后德国统一;奥地利帝国,多民族帝国的核心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既是德意志邦联成员,也是其内部最大势力。巴伐利亚王国,南德的保守天主教王国,以其文化传统与强烈的地方认同感著称,首府慕尼黑。萨克森王国,位于东部的文化重镇,工艺精湛,首府德累斯顿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之称。汉诺威王国,西北部的中等强国,原与英国共主,1840年代开始独立统治,后被普鲁士吞并。符腾堡王国,地处西南,农业与工业并存,政治上常在普奥之间寻求平衡,首府为斯图加特。而王国、公国、选侯国、自由市之间的区别为:王国由国王统治,地位最高,领土广、军力强;公国由公爵掌权,规模较小,常附属于更大势力;选侯国则是拥有选举神圣罗马皇帝权力的特殊贵族领地,地位高于一般公国;而自由市则是直接隶属于皇帝、拥有高度自治权的独立城市,如汉堡和不来梅。这样的结构导致德意志长期处于分裂而复杂的权力格局中。如此看来,可能和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自治州、直辖市、特区等的意思差不多。事实证明,一直到最近,各地也还有很多争端。
犹太教是世界上最早的神教,也就是信仰一位或多位神明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强调神的至高性与创造性。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认《旧约》,他们觉得上帝是耶和华,他们的祖先和神有约定,可以在耶路撒冷等他们的区域生活,他们是神的孩子、住在神给的地。犹太人的孩子都是犹太教的范围内,这跟其他教怼上了,因为非犹太人也想和神有约定。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区别是:犹太教不是“以信仰换救赎”的宗教,相比基督教强调“信”,犹太教更强调实践律法(mitzvot),与神保持盟约(covenant)。“救赎”在犹太教中并不是核心概念,重心在于群体与神之间的契约关系、遵守律法、行为正义。“信仰是救赎的关键”不适用于犹太教,这是典型的新教逻辑(尤其是路德教),对犹太教来说,行动大于信念。犹太教既是宗教,也是族群文化认同。
Karl Marx的父亲Heinrich Marx原是犹太人,出身于一个Rabbi(犹太教的宗教教师、律法学者、精神领袖;神职人员有点公务员那意思)世家,但在卡尔出生前不久改信了路德教。这一改变并非出于宗教信仰的转变,而是迫于当时普鲁士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在19世纪初的普鲁士王国,犹太人被禁止担任许多公共职位,尤其无法合法从事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Heinrich Marx若不放弃犹太身份,就会失去执业资格。他本人并不虔信宗教,思想上更接近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对宗教抱有批判和工具化的态度。有点人在曹营心在汉那意思。
Karl Marx 17岁进入波恩大学,最初学习法律,但更爱写诗、喝酒、决斗(真的,他有决斗记录)。后转学至柏林大学,接触到了德国古典哲学。
1-1: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母体”与“成熟形态”的关系: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的基础与问题意识,而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化、回应与超越。
启蒙运动大约始于17世纪后半叶,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仍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法国的路易十四把自己比作太阳,因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掌控昼夜与季节,而他自认为是国家的中心,法国的一切围绕他运转。他说过:“国家就是我”(L’État, c’est moi),强调国王至上的君权神授观念。他通过集权、打压贵族、控制地方议会和强化官僚体系,把法国变成欧洲最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他主持制定法律、决定战争、任命大臣,国会几乎没有实权。路易十四更是修建凡尔赛宫,不仅是一座奢华宫殿,更是一个政治工具,把贵族从地方吸引到宫中,使他们陷入繁复礼仪,削弱其实权。同时,他用艺术、戏剧、建筑、芭蕾等塑造自己的形象,把“太阳王”的神圣性通过视觉与仪式灌输给人民。他的时代是法国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与各国的新教国家教会依然掌握着教育、道德与真理的解释权,构成强大的宗教霸权。任何与正统教义相悖的思想都会受到打压,例如支持“日心说”的伽利略便因此遭受审判。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被限制在神学体系之内,世界被解释为“神意的展现”,而非自然规律的运行。理性被视为信仰的附庸,个体的思考力被压制,质疑被视为危险。然而,正是这种思想的禁锢与权力的垄断,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与反抗。他们转向理性、观察与经验这些新的真理源泉,试图摆脱宗教与王权的双重控制。这股探索的冲动,正是启蒙运动即将爆发的前夜信号。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于1543年出版,是科学革命的开山之作之一,也是哥白尼封山之作,快挂了才出版。Nicolaus Copernicus是波兰天文学家、教士、数学家。他终身未婚,身居教会职位,私下热衷天文研究。在中世纪,欧洲普遍接受“地心说”,这一观念不仅来自古希腊传统,更与《圣经》中“地球为中心”的世界观相呼应,因此被天主教会奉为真理。虽然哥白呢写都写了,也快挂了,但由于他是教士,在书中更是用“假说”的措辞小心翼翼地表达理论,没有直接挑战教会权威。书由一位更年轻的天文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Osiander)写了一个谨慎的序言,称这只是一种“计算工具”。因为这些愿意,哥白尼的理论在当时未引起剧烈反响、直到17世纪,随着伽利略进一步证明日心说并公开挑战教会,该理论才被正式列为“异端”。
Galileo Galilei 用望远镜观测到了月球表面的不平、木星的卫星等现象,这些都直接挑战了教会支持的“地心说”和圣经中的宇宙观。他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这让他受到宗教审判,被迫公开认错。而Johannes Kepler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证明行星不是围绕太阳做完美圆周运动,而是椭圆。这进一步打破了天体运动的“神圣完美”假设,强调规律可由数学描述。
William Harvey 是17世纪英国医学家,他通过系统的动物解剖和活体实验,首次完整描述了血液循环系统,指出心脏如同泵一样推动血液循环全身。这一发现直接动摇了自古罗马盖伦以来盛行的“体液学说”,即认为人体健康依赖四种体液的平衡。哈维的工作标志着经验解剖学与实验医学的兴起。而Robert Boyle 是英国化学家,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他抛弃炼金术中关于物质的神秘主义,通过严谨实验研究气体性质,并提出著名的波义耳定律(气体体积与压力成反比)。他强调科学应以实验可重复、结果可验证为基础,推动了科学方法的标准化,对物理和化学的发展意义深远。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Isaac Newton、科学革命的巅峰人物。他在1687年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系统阐述了万有引力定律与三大运动定律,用数学方式解释天体与物体的运动。这标志着宇宙首次被视为一个可预测、可计算的“机械系统”,彻底摆脱了神秘主义与神学对自然解释的垄断,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这几个哥直接把科学革命推向高潮。
有了科学的基础,哲学也开始快速发展。1690年,John Locke《政府论》出版。John Locke 是英国哲学家,他提出自然权利(生命、自由、财产)、社会契约和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等观念。这些思想直接挑战了“君权神授”和封建专制,成为后世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他的政治理论被称为启蒙政治哲学的奠基石,对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
1751–1772之间,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出版物之一,由哲学家丹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数学家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共同主编,出版时间为1751至1772年,共计28卷。在表面上,《百科全书》试图汇集人类所有领域的知识: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机械工艺、文学、哲学、音乐、美术、政治制度等。它是当时最雄心勃勃的出版工程之一,邀请了包括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等启蒙巨匠撰写条目。它民主化了“知识”,并且通过知识的传播挑战既有秩序,对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提出质疑。在当时,知识是由教会、贵族和王权掌控的工具。普通大众几乎无缘接触真实世界的知识体系。而《百科全书》则象征着“知识属于所有人”的理念开始流行。它把复杂的学术、工艺、自然知识以平易近人的形式呈现,使阅读者不再依赖神职人员或传统“智者”,而是通过阅读自己获得认知能力。这种去中心化的知识结构,是启蒙运动核心信念“人类应通过自己的理性获得自由”的体现。由于内容中强烈的反教权、反封建色彩,《百科全书》一度遭到法国政府与天主教会的查禁:1752年,教会指控其“传播异端思想”,暂时停止发行;多次被审查、修改,主编狄德罗也面临监禁威胁;最后几卷通过秘密印刷才得以完成出版。正因如此,它的出版本身就成为对封建体制的一次实践性挑战。《百科全书》不仅在法国广泛传播,还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知识界和政治思想界,成为日后革命思潮的温床。
1784年,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发表短文《什么是启蒙?》,这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哲学总结之作。在文中,康德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定义:“启蒙即人类脱离其自身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所谓的“不成熟”,并不是智力不足,而是人们在有能力思考时却依赖他人替自己思考:无论是牧师、君主,还是权威机构。康德指出,这种状态不是被迫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与意志。他呼吁人们要“敢于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人应当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而非盲从传统、教条与权力。他在文章中讨论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指出理性虽应被自由使用,但这种自由应以渐进、理性的方式展开。他担心,未经反思的“激进启蒙”可能导致混乱甚至暴力。
1-3:德国古典哲学
Kant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试图调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提出了“先验哲学”体系。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非完全来自经验,而是基于人类内在的认识结构(如时间、空间、范畴等)。这种观点被称为“哥白尼式转向”——不是我们适应世界,而是世界以我们认识结构的方式呈现。同时,康德在伦理学中强调“实践理性”,主张人是自由、自律的道德主体,应以“人是目的”作为行动准则。他也试图在宗教中保留理性信仰的空间。康德既是启蒙精神的总结者,也是现代哲学的出发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则被视为Kant哲学的继承者,但他将康德的“先验主体”推向极端。他主张一切知识、现实和道德的起点是“自我”(Ich):“自我设定自我,并在此过程中设定非我。” 这个“自我”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创造世界和行动的动力来源。他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自由意志与历史使命感,具有明显的革命与民族主义色彩。费希特发展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图式,为之后谢林和黑格尔建立全面体系奠定基础。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是从Fichte出发但最终脱离“自我中心论”的关键人物。他认为,世界不能只从主体出发来理解,自然本身具有精神性与创造力。他提出“自然哲学”,主张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在更高层面上是同一的。这种“同一哲学”视世界为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分裂的二元对立。他强调直觉、艺术和生命力,走向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哲学风格。谢林的思想影响了黑格尔,也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和现代自然观产生深远影响。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试图用辩证法解释世界的演化过程。他认为,现实不是静止的实体,而是通过矛盾、冲突与扬弃(Aufhebung)不断展开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思想、艺术、宗教与国家。他的辩证法常以“三段式”呈现:正题—反题—合题(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但更深层是“自我意识的展开”。
《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是黑格尔最重要、也最复杂的著作之一。《精神现象学》的核心结构可理解为意识发展的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对上一阶段的超越与扬弃,构成一条从经验到绝对精神的螺旋上升之路。第一阶段是感性确定性(Sense-certainty),代表最直接、最原始的经验层面。然而这种经验充满主观性和模糊性,无法真正提供稳定的知识。接下来进入知觉(Perception)阶段,意识开始试图把握对象的恒常性,但仍然被困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结构中。第三阶段是悟性(Understanding),理性开始运用抽象概念(如“因果性”)去解释世界,但也因此陷入僵化与形式主义。到了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阶段,意识不再只是观察世界,而是意识到自身的主观性,开始与世界发生互动。这一部分最著名的是“主奴辩证法”,描写两个意识争夺承认,主奴关系的产生及其反转。第五阶段是理性(Reason),意识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的,但也逐渐意识到理性本身的限度和矛盾。随后是精神(Spirit)阶段,意识超越个人理性,进入历史与社会结构之中,表现为家庭、社会、国家等制度性存在,个体意识在这些结构中展开并获得更高形式的自我认知。最后一个阶段是宗教与绝对知识(Religion & Absolute Knowledge),这个阶段有点复杂、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才只能理解大概。
“绝对知识”并不是无所不知,不是一个人脑中装满世界所有事实和数据。是意识认识到自身就是世界展开的根源。这意味着:我不是一个在旁观看世界、分析对象的“旁观者”;我之为我,是在世界中经历冲突、实践、否定、创造的过程本身;真理不是已经存在、等待被发现的东西,而是意识在与世界互动中不断“生产”出来的结构。也就是观测者和被观测者是在产生互动,共同产生“我”和“世界”和“你”的概念的,这其实和量子力学吻合。
我们通常把知识理解为:“我在这里,世界在那里;我观察它、理解它。在“绝对知识”的层次,意识终于明白:世界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而是我自己展开的产物。我的理性不是用来“看世界”的眼睛,而是世界形成的动力;一切看似“外在”的现实,其实都包含着意识活动的痕迹:劳动、语言、制度、历史……都是精神的体现;现实世界,就是精神对自己的实现过程。
举一个通俗的比喻:你可以把“绝对知识”理解为一个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看一场电影,而是自己就是那部电影的导演、演员、剧本、观众、摄影机本身。这个人不是“学会了很多关于电影的知识”,而是“认识到自己就是这部电影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整个过程”。主客体的对立被克服,传统哲学认为:主体(我) vs 客体(世界)、思想 vs 存在、理性 vs 现实。而黑格尔说,这种对立是意识未成熟时的错觉。
这很激进,因为它意味着:真理不是外在于人的上帝、自然、永恒法则;真理就是人类意识通过劳动、历史、文化、哲学逐步建构出的“自我理解的总和”;人类通过认识自身的历史与实践,就是在认识“神”本身。
在这样的体系的影响下,Karl Marx写下了《共产党宣言》。
Preface: This piece was co-written by ChatGPT and me. But let me be clear—I spent a hell of a lot of time revising what it wrote. So I’m claiming at least half the credit.
Notes for myself:
Trier: One of the oldest cities in Germany and the birthplace of Karl Marx, located in present-day western Germany near the Luxembourg border.
Kingdom of Prussia: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German states in 18th–19th century Europe, known for its militarism and bureaucratic system. Marx spent his youth under Prussian rule.
German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what we now call “Germany” was not yet unified, but made up of dozens of independent, German-speaking principalities. They were unified only in 1871 under Prussian leadership.
Lutheranism: A major branch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stemming from Martin Luther’s Reformation. It emphasizes salvation through faith. Marx’s father converted from Judaism to Lutheranism to assimilate into Prussian society.
University of Bonn: A prestigious German university. Marx enrolled at 17 to study law, but was more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literature, drinking, student societies, and even dueling.
Dueling: A common practice among 19th-century European students to defend personal honor—often with swords or pistols. Marx took part in one, which shows a rebellious streak.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A major intellectual hub in Germany, where Marx delved deeply into philosophy and first encountered Hegel’s ideas.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 German Idealism: A major philosophical movement from the late 18th to early 19th century, with figures like Kant, Fichte, and Hegel. It emphasized reason, freedom,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foundly influential on Marx’s own thinking.
Humoral Theory originated with ancient Greek physicians Hippocrates and Galen. It held that the human body was composed of four bodily fluids: blood, yellow bile, black bile, and phlegm. Health was seen as the balance among these four humors, while disease resulted from their imbalance. This theory dominated medieval medicine, advocating treatments such as bloodletting and induced vomiting to “adjust” the humors. It remained influential until William Harvey’s 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gradually displaced it.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ublished by John Locke in 1690,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he first treatise refutes the idea of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The second introduces several key concepts: Natural rights: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Social contract: government derives its authority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Right of revolutio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overthrow tyranny. This work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ublished by Immanuel Kant in 1781, is a monumental philosophical work tha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era. Its central question is: How is knowledge possible? Kant argued that knowledge is not a passive reception of experience but a synthesis of experience and the mind’s rational structures. The book established his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became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philosophy.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proposed by Kant. “Transcendental” does not refer to something mystical, but to the a priori conditions that make cognition possible. Kant believed that our capacity to know the world presupposes certain innate forms (such as time and space) and categories (such as causality and quantity). These structures do not come from experience; rather, they are the way in which experience becomes possible. This is what Kant called the “Copernican turn.”
Philosophy of Nature is a concept developed by Schelling. He argued that nature should not be seen as a passive object but as something imbued with spirit and creative force. He sought to overcome the traditional oppositions of subject vs. object and spirit vs. matter, proposing that nature and consciousness are unified at a higher level. His philosophy of nature served as a bridge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scientific thought, and i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later ecological philosophy.
Aufhebung, often translated as “sublation,” is a core concept in Hegel’s dialectics. The German word Aufhebung simultaneously means negation (cancellation), preservation (maintenance), and elevation (transcendence). It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ings: one stage encounters contradiction, is negated, but its rational content is preserved and then transcended at a higher level. In simple terms,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does not mean destruction, but transformation into a higher form.
Absolute Knowledge appears in the final stag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It does not mean knowing all facts or possessing total information. Rather, it refers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world is not something external, but a structure that unfolds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self in practice and history. In other words, knowing is no longer about observing the world, but about creating it. Truth is not a fixed, external standard but the evolving totality produc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reality.
1-0: Karl Marx
In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as published. Marx and Engels penned the rallying cry: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lthough it had little impact at the time, it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volutions.
Karl Marx was born on May 5, 1818, in Trier, a city in the German states under Prussian rule. His father was a Jewish-born lawyer who had converted to Lutheranism; his mother came from a Dutch-Jewish family. Marx was raised in a well-off middle-class household—not rich, but comfortable. He was immersed in Enlightenment ideas from an early age and was familiar with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At the time, “Germany” was not a unified nation.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consisted of 39 sovereign entities: kingdoms, duchies, electorates, and free cities. Among them:
Kingdom of Prussia: The dominant military-industrial power in the German lands, ruled by the Hohenzollern dynasty. It would later spearhead German unification.
Austrian Empire: A multi-ethnic empire ruled by the Habsburg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within the Confederation and beyond.
Kingdom of Bavaria: A conservative, Catholic kingdom in southern Germany, known for its rich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gional pride. Capital: Munich.
Kingdom of Saxony: A cultural powerhouse in eastern Germany, known for its craftsmanship and for Dresden, the “Florence on the Elbe.”
Kingdom of Hanover: A mid-sized power in the northwest. Once shared a monarch with Britain but began independent rule in the 1840s—later absorbed by Prussia.
Kingdom of Württemberg: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balancing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Politically, it often maneuvered between Prussia and Austria. Capital: Stuttgart.
Kingdoms, duchies, electorates, and free cities had different ranks:
Kingdoms (Königreiche): Ruled by kings, with large territory and strong military.
Duchies (Herzogtümer): Ruled by dukes, generally smaller and often subordinate to greater powers.
Electorates (Kurfürstentümer): Nobility with the right to vote for the Holy Roman Emperor, enjoying elevated status.
Free Cities (Freie Städte): Cities like Hamburg and Bremen, directly under imperial authority with high degrees of autonomy.
This fragmented power structure made Germany a patchwork of complex jurisdictions—a bit like the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and special zones in early PRC. And just like in China today, local disputes never really stopped.
Judaism is one of the world’s oldest monotheistic religions, meaning it worships one (or more) supreme deities—like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do. It emphasizes the sovereignty and creative power of God. Unlike Christianity, which emphasizes faith and redemption through belief in Jesus (especially in Protestantism), Judaism centers on law(mitzvot), covenants with God, and communal responsibility. “Salvation by faith” is not the core of Judaism—it’s a Protestant logic (especially Lutheran). In Judaism, what matters is not what you believe, but what you do. Judaism is thus not only a religion but also an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Jewish tradition, Jewish children are born into the covenant, which caused tension with other religions, as non-Jews wanted in on the “chosen people” deal. Christians recognize the Old Testament too, but that’s where the common ground largely ends.
Karl Marx’s father, Heinrich Marx, came from a long line of rabbis (Jewish religious teachers and legal scholars, often akin to bureaucrats or public intellectuals). But just before Karl was born, Heinrich converted to Lutheranism—not out of spiritual conviction, but because of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early 19th-century Prussia, Jews were barred from holding many public offices, including being a lawyer or judge. As a well-educated legal professional, Heinrich would have lost his career if he had clung to his Jewish identity. He wasn’t particularly religious anyway—more aligned with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viewing religion pragmatically and even critically. You could say: his body was in Cao camp, but his heart remained in Han("人在曹营心在汉").
At age 17, Marx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of Bonn to study law—but preferred poetry, drinking, and sword duels (yes, he had actual duel records). Later, he transferred to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where he immersed himself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works of Hegel.
1-1: The Enlighte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lightenment and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can be understood as one between a “matrix” and its “mature form”: the Enlightenment provided the foundational ideas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while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deepened, responded to, and transcended those problems.
The Enlightenment began around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wh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were still under absolute monarchy. Louis XIV of France likened himself to the sun, because just as the sun i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governing day and night and the seasons, he considered himself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 around whom all of France revolved. He famously said, “L’État, c’est moi” (“I am the state”), expressing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and absolute royal authority. Through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suppression of the nobility, control of local parliament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he turned France into the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European absolutism. He made laws, decided wars, appointed ministers—parliament had almost no power. He also built the Palace of Versailles, not just as a lavish residence, but as a political tool to draw nobles to the court and entangle them in elaborate rituals, thus weakening their regional influence. Simultaneously, through art, theater, architecture, and ballet, he shaped his image and instilled the sanctity of the “Sun King” into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His era became the golden age of classical French culture.
Meanwhile,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tional Protestant churches still held authority over education, moral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uth, forming a powerful religious hegemony. Any thought that deviated from orthodox doctrine was suppressed—for instance, Galileo was put on trial for supporting heliocentrism. In such a system, knowledge was confined within theology, and the world was interpreted as a manifestation of “divine will” rather than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 Reason was treated as subordinate to faith, individual thinking was stifled, and questioning was seen as dangerous. Yet it was precisely this intellectual suppression and monopoly of power that pushed some thinkers to reflect and resist. They turned to reason,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 as new sources of truth, seek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e dual control of religion and monarchy. This impulse toward exploration marked the eve of the Enlightenment’s erup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as gaining momentum. Nicolaus Copernicus’s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 published in 1543, was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work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and also his final work, published as he was near death. Copernicus, a Polish astronomer, clergyman, and mathematician, never married and held a church post while quietly pursuing astronomical studie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geocentric model was widely accepted in Europe. This view not only stemmed from ancient Greek traditions but also aligned with the Biblical worldview that placed Earth at the center, and thus was upheld by the Catholic Church. Although Copernicus had written the theory, he published cautiously—likely because he was a clergyman himself. In his book, he used the word “hypothesis” to avoid directly challenging church authority. A younger astronomer, Andreas Osiander, even wrote a cautious preface claiming the model was merely a “computational tool.” For these reasons, Copernicus’s theory didn’t cause an immediate stir. It wasn’t until the 17th century, when Galileo confirmed heliocentrism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publicly challenged the Church, that the theory was officially condemned as heretical.
Galileo Galilei observed irregularities on the Moon’s surface and Jupiter’s moons through a telescope—findings that directly challenged the Church’s geocentric model and Biblical cosmology. He supported Copernicus’s heliocentric theory, arguing that the sun, not the Earth, was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As a result, he was tried and forced to publicly recant. Johannes Kepler proposed the three laws of planetary motion, proving that planets move in elliptical, not perfect circular, orbits. This shattered the ideal of “divine perfection” in celestial movement and emphasized that cosmic order could be mathematically described.
William Harvey, a 17th-century English physician, through systematic animal dissections and live experiments, was the first to fully describe the circulatory system, showing that the heart pumps blood throughout the body like a machine. This discovery undermined the ancient Galenic theory of the “four humors,” which claimed that health depended on the balance of bodily fluids. Harvey’s work marked the rise of empirical anatomy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 Robert Boyle, an English chemist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chemistry,” rejected the mystical notions of matter found in alchemy. Through rigorous experiments, he studied the properties of gases and proposed the famous Boyle’s Law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volume). He emphasized repeatable experiments and verifiable results, helping standardiz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deeply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And finally, Isaac Newton—arguably the pinnacle fig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published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in 1687, systematically presenting the laws of motion and universal gravitation. He used mathematics to explain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motion, marking the first time the universe was seen as a predictable, calculable “mechanical system,” free from mysticism and theological domination. Newto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classical physics and pushe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to its peak.
With the scientific groundwork laid, philosophy also began to flourish. In 1690, John Locke publish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Locke, an English philosopher, proposed the concepts of natural rights (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people’s right to overthrow tyranny. These ideas directly challenged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and feudal absolutism, becoming the foundation of later liberalism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considered the cornerstone of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theory, deeply influenc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tween 1751 and 1772, Denis Diderot edited the Encyclopédie, one of the most iconic publications of the 18th-century French Enlightenment. Co-edited with mathematician Jean le Rond d’Alembert, the project spanned 28 volumes. On the surface, the Encyclopédie aimed to compile knowledge across all human disciplines—mathematics, astronomy, medicine, mechanical arts, literature, philosophy, music, fine art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was among the most ambitious publishing projects of its time and featured contributions from Enlightenment giants such as Voltaire, Rousseau, Montesquieu, and Holbach. It democratized knowledge and,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of that knowledge, challenged the existing order—especially the Catholic Church’s spiritual monopoly. At the time, knowledge was a tool controlled by the clergy, nobility, and monarchy. Ordinary people had almost no access to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 Encyclopédie symbolized the emerging ideal that “knowledge belongs to everyone.” It presented complex academic, scientific, and artisanal knowledge in accessible form, allowing readers to gain cognitive independence rather than rely on priests or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This decentralization of knowledge was a direct embodiment of the Enlightenment’s central belief: human beings should achieve freedom through their own reason. Because of its strong anti-clerical and anti-feudal content, the Encyclopédie was banned several times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In 1752, the Church accused it of “spreading heretical ideas,” and publication was halted. Diderot faced threats of imprisonment, and the final volumes were printed in secret. Its very publication became a practical act of resistance against feudal authority. The Encyclopédie circulated widely in France and influenced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across Europe, sowing the seeds for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1784, German philosopher Immanuel Kant published the essay What is Enlightenment?, widely regarded as the philosophical summ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era. In the essay, Kant gave a piercing definition: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immaturity.” By “immaturity,” he did not mean lack of intelligence, but rather the willingness to let others think on one’s behalf—whether priests, monarchs, or institutions. Kant argued that this condition was not due to coercion, but to a lack of courage and will. He called on people to “dare to use your own reason!” (Sapere aude!)—a rallying cry for independent thought. People, he argued, must become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minds and not blindly follow tradition, dogma, or authority. In the same essay, Kant also reflected on the tension between freedom and order, arguing that while reason should be free, it must be exercised in a gradual, rational way. He warned that unexamined or “radical Enlightenment” could lead to chaos or violence.
1-3: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Kant is considered the founding figure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e sought to reconcile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by proposing a 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he argued that 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does not arise purely from experience, but is shaped by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human cognition, such as time, space, and categories. This view is known as the “Copernican turn,” meaning that it is not the mind that conforms to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that appear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our cognition. In ethics, Kant emphasized “practical reason,” asserting that human beings are free and autonomous moral agents who should treat others as ends in themselves, not merely as means. He also attempted to preserve a space for rational faith within religion. Kant was both a summarizer of Enlightenment ideals and a starting point for modern philosophy.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is often regarded as Kant’s successor, though he radicalized Kant’s idea of the “transcendental subject.” He claimed that the foundation of all knowledge, reality, and morality is the self (Ich). According to Fichte, the self posits itself and simultaneously posits the not-self. This self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cognition but also the source of creative action and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world. He emphasized the activity of the subject, free will, and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giving his philosophy revolutionary and nationalist undertones. Fichte developed a form of subjective idealism that paved the way for the more systematic philosophies of Schelling and Hegel.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 who began from Fichte’s ideas, eventually moved beyond the self-centered model. He argued that the world cannot be understood sole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ubject, and that nature itself possesses spirit and creative power. He proposed a “philosophy of nature,” claiming that nature and spirit, object and subject, are unified at a higher level. This “philosophy of identity” views the world as an organic whole, rather than a dualistic division. He emphasized intuition, art, and the vitality of life, moving toward a philosophical style with romantic characteristics. Schelling’s ideas influenced Hegel and later existentialist and ecological thought.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e constructed a grand system of “absolute idealism” and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dialectical logic. For Hegel, reality is not a static entity but a dynamic process unfolding through contradiction, conflict, and sublation (Aufhebung). This process applies not only to history but also to thought, art, religion, and the state. His dialectical method is often simplified as the triadic structure of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though more fundamentally it is the unfold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 is one of Hegel’s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x works. Its structure can be understood as seven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with each stage overcom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previous one, forming a spiraling ascent from experience to absolute spirit. The first stage, sense-certainty, represents the most immediate and raw layer of experience. Yet this level is full of subjectivity and ambiguity, and cannot provide stable knowledge. The next stage, perception, involves an effort to grasp the permanence of objects, though it remains trapped in the dualism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e third stage, understanding, sees reason using abstract concepts such as causality to explain the world, but this leads to rigidity and formalism. When consciousness reaches the stage of self-consciousness, it no longer merely observes the world but becomes aware of its own subjectivity and begins to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The most famous part of this section is the master–slave dialectic, which depicts a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between two consciousnesses, and the resulting power reversal. The fifth stage is reason, where consciousness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can be understood rationally, but gradually becomes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of reason itself. This is followed by the stage of spirit, where consciousness moves beyond individual reason and enters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family, society, and the state, within which the individual achieves a higher level of self-understanding. The final stage is religion and absolute knowledge. This last part is quite complicated, and I had to study it carefully just to grasp the general idea.
Absolute knowledge does not mean knowing everything or storing all facts in one’s mind. It means the realization that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the source of the world’s unfolding. In other words, I am not a detached observer analyzing an objective world. Rather, my identity is formed through the very process of encountering contradiction, engaging in practice, negating, and creating. Truth is not something already out there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but is continuously produc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The observer and the observed co-create the concepts of self, world, and other. This actually resonates with some ideas in quantum mechanics.
We usually understand knowledge as: I am here, the world is there, and I observe it and try to understand it. At the level of absolute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finally realizes that the world is not an external object but the product of its own unfolding. My reason is not merely an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but a force that shapes the world itself. All seemingly “external” realities—labor, language, institutions, history—are in fact expressions of spirit. The real world is the self-realization process of spirit.
Here is a simple metaphor. You can think of absolute knowledge as someone finally realizing that they are not just watching a movie, but are simultaneously the director, actor, script, audience, and camera. This person has not just learned a lot about how movies work—they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how the film is created by and through themselves. The divid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s overcom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maintain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self) and object (world), thought and being, reason and reality. Hegel says this opposition is an illusion held by an immature consciousness.
This is radical,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truth is not an external God, a natural order, or an eternal law. Truth is the cumulative self-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constructed through labor, history,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o know ourselves through our history and practice is, in essence, to know what people have long called G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Karl Marx wrot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