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on

1

/

19

/

2026

,

23

:

16

Updated on

1

/

20

/

2026

,

23

:

42

Location

Oakland, CA

Communication Studies (vii): People Live in Their Imagined World

传播学(vii): 人们活在对世界的想象里

写在前面:虽然传播学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被广泛认识,但传播本身已经存在很久。该篇从传播学的最初开始说起,以介绍传播学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Walter Lippmann 结束。本文和chatgpt合作完成。


在 19 世纪末以前,人类当然早就有“传播”,但那不是传播学。宗教布道、王权公告、谣言、口耳相传,都存在,却缺乏一个前提:可规模化、可复制、可预测的“大众影响机制”。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点。城市化把原本分散的个体压缩成密集人群,报纸、电报、廉价印刷让信息第一次可以同步覆盖数百万陌生人。问题随之出现:谁在控制信息,谁在被影响,为什么同一条信息能在群体中引发一致反应。

宗教布道、王权公告、谣言、口耳相传,看似都在影响人,但它们的影响是高度情境化的。一次布道是否有效,取决于神职人员的个人威望、场合的神圣性、听众的信仰背景;一道王令能否执行,依赖的是暴力、等级和地方结构,而不是“说服”;谣言的扩散路径混乱、速度不可控、内容随时变形。这些传播都无法被拆解成稳定变量,更谈不上重复实验。你无法回答“如果我把这条话换个措辞,再说一遍,会不会产生同样效果”。没有可重复性,就没有理论。

工业革命后的结构变化,造成城市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陌生人第一次长期、密集地共处于同一信息空间。在乡村社会,人们通过熟人网络理解世界;在城市里,大量个体彼此不认识,却在同一时间读同一份报纸、看到同一张海报、被同一条新闻激怒或安抚。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对象——“大众”,既不是共同体,也不是组织,而是一群在心理上可被同步触发的陌生人集合。

报纸、电报和廉价印刷的意义,也不只是“传播更快”,而是信息第一次脱离了具体关系而独立存在。一条新闻不需要你认识记者,也不需要你认识其他读者,却能在同一天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这意味着传播开始呈现出一种可观测的规律性:相同的信息、相同的版面、相同的叙事结构,能在不同城市引发相似反应。恐惧、愤怒、民族情绪、道德恐慌,开始表现出群体层面的同步性。这正是传播学诞生的触发点。

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致命的,也极其现实:如果大众会被同时触发,那是谁在按按钮?为什么某些叙事能迅速扩散,某些却无人理会?为什么同样的事实,用不同方式呈现,社会反应天差地别?这些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治理问题、商业问题、战争问题。传播学不是为了“更好地沟通”,而是为了理解并管理这种新型风险。

传播学真正的历史起点,并不是“传播存在了多久”,而是社会第一次意识到:大众意见可以被系统性塑造,而且如果不被理解,就会反噬秩序本身。从这一刻起,传播不再是文化附属物,而成为一种需要被研究、被建模、被控制的力量。传播学因此诞生,而且从一开始,就站在权力与恐惧这一侧。

这也是为什么传播学的起点,并不浪漫。它不是源于“人类终于想彼此理解”,而是源于统治阶层、资本和国家对失控大众的恐惧。罢工、骚乱、革命、金融恐慌,都被发现与信息扩散高度相关。信息不再只是反映现实,而是在制造现实。


前面提到了,Bernays 是如何直接参与了美国政府的舆论机构,亲身进入“如何在短时间内塑造公众态度”的操作现场,成功推动危地马拉的总统退位,也分享了他的三本书《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propaganda》、《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的大致内容和思路。

第一本是 1923 年的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这本书的历史位置非常关键,它几乎是“公共关系”作为一个职业第一次为自己写下的理论说明书。Bernays 在这里改写了认知前提。他明确否认公众意见是自然生成的,提出“舆论需要被结晶”。所谓结晶,并不是捏造事实,而是对分散、模糊、情绪化的社会态度进行组织、聚焦和定向。重要的是,他在这本书中还保留着一种技术人员的克制姿态:公共关系被描述为一种协调社会关系的专业劳动,仍然试图显得中性、理性、服务公共利益。这是他最“温和”的一本书。

五年后出版的 Propaganda,语气彻底变了。如果说前一本还在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这一本则直接宣告“这就是现实,而且没什么好避讳的”。Bernays 在书中赤裸地指出,民主社会不可能没有宣传,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操控,而是谁在操控。这本书的危险性不在于它邪恶,而在于它极度坦率:它把操控合理化,把引导包装成民主的必要条件。从传播学史角度看,这是一次无法回头的转折,传播不再被理解为沟通,而是被正式定义为权力技术。

第三本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写于二战之后,冷战已经展开。这本书的重点已经不在“是否正当”,而在“如何系统化”。“同意的工程”这个说法本身就非常清楚:公众态度是可以被设计、测试、调整和维护的。Bernays 在这里几乎完全放弃了道德辩护,转而强调流程、专家协作、长期规划和社会系统稳定。他把舆论塑造类比为工程项目,认为只要方法正确,社会共识是可以被持续生产的。这本书标志着传播从一种策略行为,升级为一种制度能力,也预示了后来政治顾问、竞选机器、企业品牌系统的全面出现。

总的来说,第一本确认“公众意见不是自然的”,第二本宣告“操控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本则说“那就把它工程化吧”。


然而和Bernays同期的,还有另外一位传播学的重要人物:Walter Lippmann。

Walter Lippmann 是传播学史上最不“像传播学家”的那个人,但却是最绕不开的那一个。他不是搞技术的,也不是做宣传的,而是一个站在旁边、冷静观察现代社会如何失控的人。正因为他不打算“解决问题”,他的判断反而异常锋利。

Lippmann 出生于 1889 年,和Bernays一样,成长于美国迅速工业化、媒体高度集中的时代。他受过严格的哲学与政治训练,早年即进入新闻界,长期担任重要报纸的政治评论员。这一点非常关键:他不是在书斋里想象“公众”,而是在真实的新闻生产、政治博弈与战争叙事中,反复看到公众如何被信息牵引、误导、动员。他的思想不是抽象推演,而是长期观察后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决定性的。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大规模动员舆论,制造敌我叙事、情绪共识与道德正当性。Lippmann 亲眼看到,一个自称理性的民主社会,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被统一叙事牵着走。这并没有让他兴奋,反而让他警觉。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性问题: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个体通过直接经验去理解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他 1922 年出版的《Public Opinion》中。Lippmann 提出了一个后来反复被引用、却经常被低估其冷酷性的概念——“拟像环境”。

“拟像环境”,并不是在指责媒体撒谎,也不是在贬低公众智力,而是在指出一个更根本、也更无法修补的结构性事实:现实已经大到超出任何个体可以直接经验的范围。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战争、金融、国际关系,都发生在个人生活半径之外。普通人不可能亲眼看到国家运作、外交博弈或产业系统,却仍然必须对这些事情作出判断和态度选择。

在这种条件下,人只能通过“中介现实”生活。新闻标题、图片、口号、统计数字、故事框架、道德标签,这些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压缩、剪裁、格式化之后的版本。Lippmann 说,人类并不是根据世界行动,而是根据对世界的想象行动。这个想象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由媒介持续供给的材料拼接而成,于是形成了一个介于人和现实之间的心理层。他把这一层称为“拟像环境”,意思是:它像现实,但并不等同于现实,却在实践中取代了现实的地位。

关键在于,这个过程并不是阴谋驱动的。即便所有记者都绝对诚实,拟像环境仍然不可避免。原因很简单:新闻这种形式本身就只能呈现事件的碎片,而公共事务需要的是系统理解。一个战争被报道为胜负、英雄与牺牲,一个经济周期被简化为涨跌、信心与恐慌,一个社会问题被压缩为个案与情绪符号。这不是歪曲,而是认知压缩。没有这种压缩,人根本无法行动。

Lippmann 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酷但重要的判断:刻板印象并不是道德缺陷,而是认知工具。人必须先有分类,才能在复杂世界中快速定位立场。问题不在于人为什么会用刻板印象,而在于这些刻板印象从哪里来、被谁反复强化、服务于什么结构。当刻板印象与媒介叙事高度耦合时,公众的反应就会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看起来像“被操纵”,但本质上是被结构推着走。

因此,Lippmann 反复强调,公众并不是愚蠢的。恰恰相反,公众是在理性地适应一个不可能被完整理解的世界。他们依赖简化模型、情绪线索和象征判断,是为了生存效率,而不是因为思考能力不足。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政治制度假装公众是在对“真实世界”作出判断时,民主就会建立在一个自我欺骗的前提之上。

这也是“拟像环境”最危险的地方。一旦人们把媒介建构出来的现实,当作唯一可感知的现实,那么控制叙事结构的人,就不需要控制真相,只需要控制可见性、框架和情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说,Lippmann 并不是在揭露操控技巧,而是在提前指出一个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主要通过暴力或法律运作,而是通过对现实版本的管理运作。

也就是说,不是“人容易被骗”,而是:在一个超出感知尺度的社会里,被简化现实包围,是所有人的宿命。区别只在于,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拟像环境中,有些人把它当成世界本身。


Lippmann 是诊断者。他面对的是一个他认为不可逆的事实:现代社会过于复杂,普通公众不可能通过直接经验理解世界。人们只能依赖媒介提供的“图像”和叙事来判断现实,于是公众生活在“拟像环境”中,而不是现实本身。在这个前提下,“理性公共舆论”在结构上就是不可能的。民主并非建立在公民充分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理解不足的管理之上。这套判断极其冷酷,也极其诚实。Lippmann 并不兴奋,他是警惕的,甚至是悲观的。

Bernays 是执行者。他完全接受 Lippmann 的前提,但拒绝停在“忧虑”这里。他的结论更直接:既然公众必然被叙事塑造,那问题就不在于“要不要操控”,而在于“谁来操控、如何操控”。他公开提出,民主社会需要一小群专业人士来引导公众情绪与意见,否则社会将陷入混乱。与 Lippmann 不同,Bernays 不把这视为悲剧,而视为一种职业伦理与技术使命。他把这种引导称为“公共关系”,而不是“宣传”。

两人的分别在这里变得非常清楚。Lippmann 关心的是真相与公众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他的问题是:既然公众无法接触真实世界,民主如何还能成立。Bernays 关心的是在既定断裂中如何运作权力,他的问题是:既然断裂无法消除,如何高效地利用它。一个在问“这意味着什么”,另一个在问“那我该怎么做”。

Bernays 并不是误读了 Lippmann,而是彻底理解了他。他把 Lippmann 的理论判断转化成了操作逻辑。Lippmann 说公众依赖符号与叙事,Bernays 就研究如何设计符号;Lippmann 说情绪先于理性,Bernays 就直接操纵情绪;Lippmann 说共识是被制造的,Bernays 就系统化地去制造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Bernays 是 Lippmann 思想最忠实、也最危险的继承者。


Walter Lippmann 的重要性,并不只在《Public Opinion》。如果只把他当成“提出拟像环境的人”,会低估他在 20 世纪政治、新闻与国际秩序中的真实分量。他做的事情,可以理解为:在现代世界成形的关键节点上,反复站出来指出“哪里出了结构性问题”,而且这些判断往往被后来的现实验证。

他深度参与并重塑了现代新闻评论的形态。Lippmann 并不是普通记者,而是把“新闻评论员”这个角色提升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的人。他长期为美国主流媒体撰写政治评论,目标从来不是提供信息,而是解释信息背后的结构。他坚持一个当时并不讨喜的立场:新闻不可能等于真相,记者的责任不是假装客观全知,而是承认局限、减少误导。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后来新闻职业伦理中“解释性报道”和“分析评论”的合法性边界。

其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秩序中,扮演过极为关键却常被忽略的角色。Lippmann 曾参与美国政府的政策研究与宣传体系,同时也是 1919 年巴黎和会期间的重要观察者和顾问之一。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意识到国家叙事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断裂。他亲眼看到“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如何在话语层面成立,却在现实谈判中被权力结构碾碎。这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对公众舆论与政治象征的系统怀疑。他不是反战理想主义者,而是第一个意识到: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工具。

再往后,他对民主制度的重新定义,同样影响深远。Lippmann 提出的并不是“精英统治”,而是一种功能分化的民主观。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公众不可能直接治理公共事务,民主的核心不在于全民理解一切,而在于制度是否能有效过滤情绪、引入专业判断、限制宣传的破坏力。这套想法直接引发了与 John Dewey 等思想家的著名论战,后者更强调公共讨论与教育的可能性。正是这场争论,奠定了 20 世纪政治哲学中“民主是否需要被管理”的长期分歧。

此外,Lippmann 在国际关系领域同样具有奠基意义。他很早就指出,国际政治并不是道德原则的竞技场,而是由信息不对称、误判和国内舆论压力共同驱动的系统。他对冷战初期意识形态对立保持高度警惕,反对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为善恶二元叙事。这种立场,使他在美国并不总是受欢迎,但后来被证明极具前瞻性。

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看,会发现 Lippmann 的一贯立场非常清晰。他从不提供简单解决方案,也不贩卖希望。他的贡献在于不断拆解现代社会的幻觉:公众理性、媒体透明、民主自然运作、国际秩序基于道德。这些幻觉一旦被戳破,人会感到不安,但制度才有可能变得更诚实。

Preface: Although communication studies came to be widely recogniz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munication itself has existed for a very long time. This essay begins with the origin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concludes by introducing another key figure in its history, Walter Lippmann. This article was co-written with ChatGPT.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human beings had long engaged in “communication,” but this was not yet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ligious preaching, royal proclamations, rumors, and word-of-mouth all existed, but they lacked a crucial precondition: a mass influence mechanism that was scalable, reproducible, and predictabl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anged this. Urbanization compressed previously dispersed individuals into dense populations, while newspapers, the telegraph, and cheap printing made it possible for information to reach millions of strangers simultaneously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gave rise to new questions: who controls information, who is being influenced, and why the same message can provoke uniform reactions across large groups.

Religious sermons, royal decrees, rumors, and oral transmission may all seem to influence people, but their effects were highly context-dependen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ermon depended on the personal authority of the clergy, the sanctity of the setting, and the audience’s faith background. The enforceability of a royal order relied on violence, hierarchy, and local structures rather than persuasion. Rumors spread along chaotic paths, at uncontrollable speeds, and with constantly mutating content. None of thes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could be broken down into stable variables, let alone subjected to repeated experiments. One could not answer questions such as, “If I rephrase this message and say it again, will it have the same effect?” Without reproducibility, there can be no theory.

The structur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ant that urbanization was not merely an increase in population, but the first time strangers coexisted densely and over long periods within the same information space. In rural societies, people understood the world through networks of acquaintances. In cities, large numbers of individuals who did not know one another read the same newspapers at the same time, saw the same posters, and were angered or comforted by the same news stories. Here, a new object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asses.” They were neither a community nor an organization, but a collection of strangers who could be synchronously triggered at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The significance of newspapers, telegraphs, and cheap printing was not merely that communication became faster, but that inform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existed independently of specific social relationships. A news story did not require you to know the journalist or the other readers, yet it could affec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on the same day. This meant that communication began to exhibit observable regularities. The same information, the same layout, and the same narrative structure could elicit similar reactions in different cities. Fear, anger, nationalist sentiment, and moral panic began to display group-level synchronization. This was precisely the trigger for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questions that followed were both fatal and profoundly practical. If the masses could be triggered simultaneously, who was pressing the button? Why did certain narratives spread rapidly while others were ignored? Why could the same facts, presented differently, provoke drastically different social reactions? These were not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but questions of governance, commerc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udies did not arise to enable “better communication,” but to understand and manage this new kind of risk.

The tru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as not how long communication had existed, but the moment society first realized that mass opinion could be systematically shaped—and that if this process was not understood, it could rebound and destabilize social order itself. From that moment on, communication ceased to be a mere cultural byproduct and became a force that needed to be studied, modeled, and controll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were born there, and from the outset stood on the side of power and fear.

This is also why the origin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re not romantic. They did not stem from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finally want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but from the fear of ruling elites, capital, and the state toward an uncontrollable mass public. Strikes, riots,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panics were all found to be closely linked to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no longer merely reflected reality; it began to manufacture reality.


In the previous articles, we discussed how Bernays directly participated in U.S. government propaganda institutions, entering the operational front line of “how to shape public attitud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uccessful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moval of Guatemala’s president, and how his three books—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outlined his core ideas.

The first book,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1923), occupies a crucial place in history. It is almost the first theoretical self-description of “public relations” as a profession. Here, Bernays rewrote the cognitive premise. He explicitly denied that public opinion arises naturally and proposed that “opinion must be crystallized.” Crystallization did not mean fabricating facts, but organizing, focusing, and directing diffuse, vague, and emotional social attitudes. Importantly, Bernays still maintained a technician’s restraint in this book. Public relations was described as a professional labor that coordinated social relations, striving to appear neutral, rational, and oriented toward the public interest. This was his most “moderate” work.

Five years later, Propaganda was published, and the tone changed completely. If the first book explained “what we are doing,” this one declared, “this is reality,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hide.” Bernays stated bluntly that a democratic society cannot exist without propaganda. The real question was not whether to manipulate, but who manipulates. The danger of this book lies not in its malice, but in its extreme frankness. It rationalized manipulation and framed guidance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history, this was a point of no return: communication was no longer understood as dialogue, but formally defined as a technology of power.

The third book,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was written after World War II, as the Cold War was unfolding. Its focus was no longer on legitimacy, but on systematization. The phrase “engineering consent” itself is explicit: public attitudes can be designed, tested, adjusted, and maintained. Bernays largely abandoned moral justification here and instead emphasized process, expert collaboration, long-term planning, and social stability. He likened opinion shaping to an engineering project, arguing that with correct methods, social consensus could be continuously produced. This book marked the upgrade of communication from a strategic behavior to a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foreshadowed the rise of political consultants, campaign machines, and corporate branding systems.

In summary, the first book confirmed that “public opinion is not natural,” the second declared that “manipulation is inevitable,” and the third concluded, “then let us engineer it.”


Yet alongside Bernays, there was another important figur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alter Lippmann.

Walter Lippmann is the least “like a communication scholar” among the founders of the field, yet he is also the most unavoidable. He was neither a technician nor a propagandist, but someone who stood aside and calmly observed how modern society spiraled out of control. Precisely because he did not intend to “solve problems,” his judgments were exceptionally sharp.

Born in 1889, like Bernays, Lippmann grew up in an era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highly concentrated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received rigorous training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nd entered journalism early, serving for a long time as a political columnist for major newspapers. This is crucial: he did not imagine “the public” from an ivory tower, but repeatedly observed, within real news production, political struggle, and wartime narratives, how the public was guided, misled, and mobilized by information. His ideas were not abstract deductions, but conclusions drawn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World War I was decisive for him. During the war, the U.S. government mobilized public opinion on a massive scale, constructing enemy narratives, emotional consensus, and moral legitimacy. Lippmann saw firsthand how a society that claimed to be rational could be led by a unified narrative in a very short time. This did not excite him; it alarmed him. He began to realize a fundamental problem: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society had far surpassed what ordinary individuals could comprehend through direct experience.

This realization crystallized in his 1922 book Public Opinion, where Lippmann introduced a concept that has been repeatedly cited but often underestimated in its severity: the “pseudo-environment.”

The pseudo-environment does not accuse the media of lying, nor does it belittle public intelligence. It points to a more fundamental and irreparable structural fact: reality has grown too large to be directly experienced by any individual. Modern politics, economics, war,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l occur beyond the radius of everyday life. Ordinary people cannot witness state operations, diplomatic maneuvering, or industrial systems firsthand, yet they must still form judgments and attitudes about them.

Under these conditions, people can only live through “mediated reality.” Headlines, images, slogans, statistics, narrative frames, and moral labels are not reality itself, but compressed, edited, and formatted versions of it. Lippmann argued that humans do not act in response to the world, but in response to their images of the world. These images are not fabricated out of nothing; they are assembled from materials continuously supplied by the media, forming a psychological layer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reality. He called this layer the pseudo-environment: it resembles reality but is not identical to it, yet in practice it replaces reality.

Crucially, this process is not driven by conspiracy. Even if all journalists were perfectly honest, the pseudo-environment would still be unavoidable. The reason is simple: news as a form can only present fragments of events, whereas public affairs require systemic understanding. A war is reduced to victories and defeats, heroes and sacrifices; an economic cycle is simplified into rises and falls, confidence and panic; a social problem is compressed into individual cases and emotional symbols. This is not distortion, but cognitive compression. Without it, action would be impossible.

Here Lippmann delivered a cold but vital judgment: stereotypes are not moral flaws, but cognitive tools. Humans must categorize in order to quickly locate their positions in a complex world. The problem is not why people use stereotypes, but where those stereotypes come from, who repeatedly reinforces them, and what structures they serve. When stereotypes become tightly coupled with media narratives, public reactions exhibit high uniformity. They may look “manipulated,” but in essence they are being pushed by structural forces.

Therefore, Lippmann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he public is not stupid. On the contrary, the public is rationally adapting to a world that cannot be fully understood. People rely on simplified models, emotional cues, and symbolic judgments for efficiency, not because they lack intelligence. The real problem arises when political systems pretend that the public is making judgments about the “real world.” Under that pretense, democracy is built on self-deception.

This is what makes the pseudo-environment most dangerous. Once people treat media-constructed reality as the only reality they can perceive, those who control narrative structures no longer need to control truth itself. They need only control visibility, framing, and emotional entry points. In this sense, Lippmann was not exposing manipulation techniques, but warning of an irreversible consequence: in modern society, power operates less through violence or law and more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versions of re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issue is not that “people are easily deceived,” but that in a society beyond the scale of direct perception, being surrounded by simplified realities is everyone’s fate. The difference lies only in whether one recognizes living within a pseudo-environment or mistakes it for the world itself.


Lippmann was a diagnostician. He confronted what he believed to be an irreversible fact: modern society is too complex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understand through direct experience. People can only rely on images and narratives supplied by the media to judge reality, and thus the public lives within a pseudo-environment rather than reality itself. Under this premise, “rational public opinion” is structurally impossible. Democracy is not built on citizens’ full understanding, but on the management of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This judgment was cold, but honest. Lippmann was not excited by it; he was cautious, even pessimistic.

Bernays was an executor. He fully accepted Lippmann’s premise but refused to stop at concern. His conclusion was more direct: if the public is inevitably shaped by narratives, then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o manipulate, but who manipulates and how. He openly argued that democratic societies require a small group of professionals to guide public emotion and opinion, otherwise society would descend into chaos. Unlike Lippmann, Bernays did not see this as a tragedy, but as a professional ethic and technical mission. He called this guidance “public relations,” not “propaganda.”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is clear. Lippmann was concerned with the structural rupture between truth and the public. His question was: if the public cannot access reality, how can democracy still function? Bernays was concerned with how power operates within that rupture. His question was: if the rupture cannot be eliminated, how can it be efficiently used? One asked, “What does this mean?” The other asked, “What should we do?”

Bernays did not misread Lippmann; he understood him completely. He translated Lippmann’s theoretical judgments into operational logic. When Lippmann said the public depends on symbols and narratives, Bernays studied how to design symbols. When Lippmann said emotion precedes reason, Bernays directly manipulated emotion. When Lippmann said consensus is manufactured, Bernays systematized the manufacture of consensus. In this sense, Bernays was the most faithful—and most dangerous—heir to Lippmann’s ideas.

Their views on democracy also differed sharply. Lippmann was not anti-democratic, but deeply skeptical of mass democracy, seeking to reduce the destructiveness of public judgment through elite governance, expert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Bernays largely bypassed this moral dilemma. He assumed that democracy is, in practice, opinion management, and that as long as outcomes are stable, orderly, and aligned with “progress,” the means need not be overly scrutinized. This is why Bernays’s theories flowed into advertising,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while Lippmann’s work remained more firmly with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eory.


Walter Lippmann’s importance extends far beyond Public Opinion. To see him only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seudo-environment is to underestimate his true weight in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s, jour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His role can be understood as repeatedly stepping forward at critical moment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o point out where structural problems lay—judgments that were often later confirmed by reality.

First, he profoundly shaped modern political commentary. Lippmann was not an ordinary journalist; he elevated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columnist into a recognized institutional presence. Writing for major U.S. media outlets, his goal was never merel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but to explain the structures behind it. He maintained an unpopular stance at the time: news can never equal truth, and the journalist’s responsibility is not to pretend omniscience, but to acknowledge limitations and reduce misunderstanding. Thi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legitimacy of interpretive reporting and analytical commentary in later journalistic ethics.

Second, he played a crucial yet often overlooked role during World War I and the postwar order. Lippmann participated in U.S. policy research and propaganda systems and served as an observer and advisor at the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is experience made him acutely aware of the rupture between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real politics. He witnessed how concepts lik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permanent peace” could succeed rhetorically yet be crushed by power structures in negotiations. This led to his sustained skepticism toward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He was not an antiwar idealist, but one of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grand narratives themselves are dangerous political tools.

Later, his redefinition of democracy proved equally influential. Lippmann did not advocate simple elitism, but a 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 view of democracy. He argued that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society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directly govern public affairs. The core of democracy lies not in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but in whether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filter emotion, incorporate expertise, and limit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propaganda. This position sparked a famous debate with figures such as John Dewey, who placed greater faith in public discussion and education. That debat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long-standing divide in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ver whether democracy requires management.

Finally, Lippmann also made foundational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argued early on tha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a contest of moral principles, but a system driven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misperception, and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pressures. He was highly wary of early Cold War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opposed reducing complex geopolitics to binary moral narratives. This stance was not always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later proved remarkably prescient.

Taken together, Lippmann’s position was remarkably consistent. He never offered simple solutions or sold hope. His contribution lay in relentlessly dismantling the illusions of modern society: public rationality, media transparency, the natural functioning of democracy, and a moral international order. Once these illusions are punctured, discomfort follows—but only then can institutions begin to become more honest.



Artist Statement

My work is not about explaining the world; it’s about dismantling the emotional structures that everyday life tries to conceal. What I focus on is not “story,” but the dynamics between people—the pull and tension of intimacy, the quiet control embedded in family, the fractures that come with migration, and how an individual maintains their boundaries within these systems.

I grew up between shifting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ten in environments where I was expected—needed—claimed by others. I was asked to understand, to accommodate, to take care, to adjust. Even the gentlest relationships carried an undercurrent of consumption. That tensi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my creative work.

The characters in my stories are not moral types. They each carry a kind of private conflict: they want closeness but fear being swallowed; they long to be seen but can’t fully expose themselves; they are asked again and again to give—to family, to love, to work—without knowing how to keep space for themselves. These aren’t inventions; they’re reflections of lived experience. Writing, for me, is a way to unearth the emotions that have been suppressed, ignored, or normalized—and let them speak again.

I gravitate toward rhythmic narrative structures: compressed scenes, quick shifts, intentional gaps, sil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These spaces reveal more truth than dialogue ever could. The themes I explore—migration, family, identity, trauma, intimacy, female autonomy—ultimately point to a single question: how does a person protect their boundaries in a world that constantly pulls at them, demands from them, watches them?

Creating is neither escape nor self-soothing. It is a way of reclaiming authorship over my own narrative. When I write a character’s silence, resistance, hesitation, or departure, I’m answering one essential question:

When the world insists on defining me, how do I choose to define myself?

艺术家陈述

我的创作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是为了拆开被日常掩盖的情绪结构。我关注的核心不是“故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关系——亲密带来的拉扯、家庭带来的隐性控制、身份在迁徙中的断裂,以及一个人在这些结构里如何保持自己的边界。

出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与语言之间,长期处在“被期待—被需要—被占用”的环境里。很多时候,我被要求理解别人、照顾别人、顺着环境。那些看似温和的关系里,也潜藏着吞噬性的需求。这种张力成了我创作的源头。

在我的故事里,人物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他们都带着某种困境:他们想靠近别人,但又害怕被吞没;他们渴望被看见,却无法完全暴露自己;他们在家庭、爱情、工作里不断被要求付出,却不知道怎样为自己保留空间。这并不是虚构,是现实经验的折射。我写作,把那些长期被压抑、被忽略、被习惯化的情感重新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声。

我倾向于使用节奏性的叙事结构:压缩的篇幅、快速切换的场景、留白的空间、人物之间的静默。这些“空隙”比对白本身更能暴露一个人的真实状态。我处理的主题是移民、家庭、身份、创伤、亲密、女性的自主性,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人如何在被拉扯、被要求、被凝视的世界里,维护自己的边界。

创作不是逃避,也不是自我疗愈,是重新夺回叙事权的方式。当我写下一个人物的沉默、反抗、犹豫或离开,我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当世界不断定义我时,我选择如何定义自己?

Artist Statement

My work is not about explaining the world; it’s about dismantling the emotional structures that everyday life tries to conceal. What I focus on is not “story,” but the dynamics between people—the pull and tension of intimacy, the quiet control embedded in family, the fractures that come with migration, and how an individual maintains their boundaries within these systems.

I grew up between shifting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ten in environments where I was expected—needed—claimed by others. I was asked to understand, to accommodate, to take care, to adjust. Even the gentlest relationships carried an undercurrent of consumption. That tensi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my creative work.

The characters in my stories are not moral types. They each carry a kind of private conflict: they want closeness but fear being swallowed; they long to be seen but can’t fully expose themselves; they are asked again and again to give—to family, to love, to work—without knowing how to keep space for themselves. These aren’t inventions; they’re reflections of lived experience. Writing, for me, is a way to unearth the emotions that have been suppressed, ignored, or normalized—and let them speak again.

I gravitate toward rhythmic narrative structures: compressed scenes, quick shifts, intentional gaps, sil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These spaces reveal more truth than dialogue ever could. The themes I explore—migration, family, identity, trauma, intimacy, female autonomy—ultimately point to a single question: how does a person protect their boundaries in a world that constantly pulls at them, demands from them, watches them?

Creating is neither escape nor self-soothing. It is a way of reclaiming authorship over my own narrative. When I write a character’s silence, resistance, hesitation, or departure, I’m answering one essential question:

When the world insists on defining me, how do I choose to define myself?

艺术家陈述

我的创作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是为了拆开被日常掩盖的情绪结构。我关注的核心不是“故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关系——亲密带来的拉扯、家庭带来的隐性控制、身份在迁徙中的断裂,以及一个人在这些结构里如何保持自己的边界。

出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与语言之间,长期处在“被期待—被需要—被占用”的环境里。很多时候,我被要求理解别人、照顾别人、顺着环境。那些看似温和的关系里,也潜藏着吞噬性的需求。这种张力成了我创作的源头。

在我的故事里,人物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他们都带着某种困境:他们想靠近别人,但又害怕被吞没;他们渴望被看见,却无法完全暴露自己;他们在家庭、爱情、工作里不断被要求付出,却不知道怎样为自己保留空间。这并不是虚构,是现实经验的折射。我写作,把那些长期被压抑、被忽略、被习惯化的情感重新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声。

我倾向于使用节奏性的叙事结构:压缩的篇幅、快速切换的场景、留白的空间、人物之间的静默。这些“空隙”比对白本身更能暴露一个人的真实状态。我处理的主题是移民、家庭、身份、创伤、亲密、女性的自主性,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人如何在被拉扯、被要求、被凝视的世界里,维护自己的边界。

创作不是逃避,也不是自我疗愈,是重新夺回叙事权的方式。当我写下一个人物的沉默、反抗、犹豫或离开,我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当世界不断定义我时,我选择如何定义自己?

Artist Statement

My work is not about explaining the world; it’s about dismantling the emotional structures that everyday life tries to conceal. What I focus on is not “story,” but the dynamics between people—the pull and tension of intimacy, the quiet control embedded in family, the fractures that come with migration, and how an individual maintains their boundaries within these systems.

I grew up between shifting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ften in environments where I was expected—needed—claimed by others. I was asked to understand, to accommodate, to take care, to adjust. Even the gentlest relationships carried an undercurrent of consumption. That tensi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my creative work.

The characters in my stories are not moral types. They each carry a kind of private conflict: they want closeness but fear being swallowed; they long to be seen but can’t fully expose themselves; they are asked again and again to give—to family, to love, to work—without knowing how to keep space for themselves. These aren’t inventions; they’re reflections of lived experience. Writing, for me, is a way to unearth the emotions that have been suppressed, ignored, or normalized—and let them speak again.

I gravitate toward rhythmic narrative structures: compressed scenes, quick shifts, intentional gaps, silences between characters. These spaces reveal more truth than dialogue ever could. The themes I explore—migration, family, identity, trauma, intimacy, female autonomy—ultimately point to a single question: how does a person protect their boundaries in a world that constantly pulls at them, demands from them, watches them?

Creating is neither escape nor self-soothing. It is a way of reclaiming authorship over my own narrative. When I write a character’s silence, resistance, hesitation, or departure, I’m answering one essential question:

When the world insists on defining me, how do I choose to define myself?

艺术家陈述

我的创作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是为了拆开被日常掩盖的情绪结构。我关注的核心不是“故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关系——亲密带来的拉扯、家庭带来的隐性控制、身份在迁徙中的断裂,以及一个人在这些结构里如何保持自己的边界。

出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与语言之间,长期处在“被期待—被需要—被占用”的环境里。很多时候,我被要求理解别人、照顾别人、顺着环境。那些看似温和的关系里,也潜藏着吞噬性的需求。这种张力成了我创作的源头。

在我的故事里,人物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他们都带着某种困境:他们想靠近别人,但又害怕被吞没;他们渴望被看见,却无法完全暴露自己;他们在家庭、爱情、工作里不断被要求付出,却不知道怎样为自己保留空间。这并不是虚构,是现实经验的折射。我写作,把那些长期被压抑、被忽略、被习惯化的情感重新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声。

我倾向于使用节奏性的叙事结构:压缩的篇幅、快速切换的场景、留白的空间、人物之间的静默。这些“空隙”比对白本身更能暴露一个人的真实状态。我处理的主题是移民、家庭、身份、创伤、亲密、女性的自主性,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人如何在被拉扯、被要求、被凝视的世界里,维护自己的边界。

创作不是逃避,也不是自我疗愈,是重新夺回叙事权的方式。当我写下一个人物的沉默、反抗、犹豫或离开,我其实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当世界不断定义我时,我选择如何定义自己?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orn in 1993 in Changsha, now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16, I entered the film industry and worked in the visual effects production department on projects like Creation of the Gods I, Creation of the Gods II, and Wakanda Forever, with experience in both China and Hollywood. Since 2024, I’ve shifted my focus to original storytelling.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93年出生于长沙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


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16年回国之后开始进入电影行业,曾在视效部门以制片的身份参与制作《封神1》《封神2》《Wankanda Forever》等,在中国和好莱坞都工作过,24年之后开始转入创作。


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orn in 1993 in Changsha, now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16, I entered the film industry and worked in the visual effects production department on projects like Creation of the Gods I, Creation of the Gods II, and Wakanda Forever, with experience in both China and Hollywood. Since 2024, I’ve shifted my focus to original storytelling.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93年出生于长沙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


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16年回国之后开始进入电影行业,曾在视效部门以制片的身份参与制作《封神1》《封神2》《Wankanda Forever》等,在中国和好莱坞都工作过,24年之后开始转入创作。


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orn in 1993 in Changsha, now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in 2016, I entered the film industry and worked in the visual effects production department on projects like Creation of the Gods I, Creation of the Gods II, and Wakanda Forever, with experience in both China and Hollywood. Since 2024, I’ve shifted my focus to original storytelling.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93年出生于长沙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


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16年回国之后开始进入电影行业,曾在视效部门以制片的身份参与制作《封神1》《封神2》《Wankanda Forever》等,在中国和好莱坞都工作过,24年之后开始转入创作。


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PRODUCT

Design

Content

Publish

RESOURCES

Blog

Careers

Docs

Ab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