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on

2

/

5

/

2026

,

7

:

47

Updated on

2

/

15

/

2026

,

0

:

47

The Old World (XII): Under the Bohdi Tree

旧世界 (XII): 菩提树下

Abstract purple, yellow, green artwork
Abstract purple, yellow, green artwork
Abstract purple, yellow, green artwork
写在前面:本文和chatGPT合作完成。


前面说到,罗马“七王时代”¹传统上被放在公元前 753 年到公元前 509 年之间结束,而同期,中国正处在春秋晚期²,日本在这一节点上仍处于古坟时代的早段³,而印度则处在第二次城市化⁴之后的转型期。事实上,对于印度的这个时期,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名字,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这段时间进行不同的命名:晚期吠陀时期(Late Vedic Period)⁵、十六大国时代(Mahājanapada period)⁶、或轴心时代(Axial Age)⁷都说得通。

晚期吠陀时期(Late Vedic Period)时间大致覆盖公元前 800 年到前 500 年,是从宗教、思想史的角度命名的。吠陀时期,祭祀(yajña)⁸作为日常与政治秩序的中心。家族、首领或王权通过持续点燃圣火⁹、供献酥油、谷物与牲畜,来维持人与神之间的交换关系。围绕祭祀,形成了高度仪式化的语言使用习惯。吠陀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不是书写,而是精准背诵¹⁰。圣歌必须按固定音高、节奏、停顿来吟诵,哪怕一个音节错位,都会被认为破坏仪式效果。

在社会生活中,最稳定的习惯,是以身份而非个人选择来安排人生路径。后来被系统化为“种姓”¹¹的结构,在吠陀时期已经存在雏形。祭司负责仪式与知识,武士负责战争与保护,平民负责生产与供养。每个人该做什么,不是道德选择,而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履行职责本身,就被视为正当行为。

与之配套的,是极强的家族与父权结构。婚姻、继承、祭祀资格都围绕男性血统展开。在吠陀世界里,家族不是私人单位,而是宗教—法律主体。一个家族是否“存在”,不取决于有人住在一起,而取决于是否有人能持续、合法地进行祭祀。而祭祀资格,严格绑定在男性继嗣线上。只有通过父系出生的男性,才被视为能够点燃家火、背诵圣歌、代表祖先与诸神沟通的人。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在仪式之外,但她们始终以“附属身份”出现,作为妻子、母亲、协助者,而不是独立的仪式主体。

婚姻在这一结构中,首先不是情感结合,而是血统与祭祀权的重新布线。女子出嫁,等同于从父系家族“转出”,进入丈夫的家族系统。她的宗教身份、社会位置、祭祀角色,都随之改变。她为原生家族生的子女,并不会被视为该家族的合法继承人;相反,她的生育能力被用于延续丈夫一系的血统、祖先与祭祀连续性。从制度角度看,婚姻是一次彻底的身份迁移。这种结构并不是靠“习俗”维持,而是被规范性文本不断加固。后世成文的法—伦理文献,如摩奴法论¹³,系统化地总结并强化了这一逻辑:女性在一生中被置于父亲、丈夫、儿子的监护¹⁴之下;她们被认为应受保护,而不是拥有自主权。这里的“保护”并不温和,它本质上是一种合法的不独立性。

从年代上看,《摩奴法论》¹³的定型大致在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之间,明显晚于前面讨论的晚期吠陀与佛陀时代。它把世界划分为稳定的等级与角色,并为每一种角色规定职责、权利与边界。人不被当作自由行动者,而是被当作承载某种功能的位置。一个人“是谁”,先于他“想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摩奴法论》如此执着于血统、出生、性别与仪式资格——这些都是最不容易变动的变量。

在家族与父权问题上,《摩奴法论》把此前分散存在于仪式传统中的做法,直接上升为明确规则。女性被规定终身处于男性监护之下:童年从父,婚后从夫,丧夫从子。这并不是单纯的贬抑,而是一种结构假设:女性被视为需要被“嵌入”到父系连续性中的存在,而不是独立的宗教与法律主体。她们的社会价值,主要通过生育合法男性继嗣来实现。继承与祭祀权在书中被紧密捆绑。财产不是私人资产,而是履行宗教义务的物质基础。谁能继承土地、牲畜和器具,谁就能继续供奉祖先、维持家族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因此,父系继承被设定为常态,而其他形式的继承被视为例外甚至风险。这种安排的逻辑不是“偏好男性”,而是恐惧中断。

《摩奴法论》并不假装社会是平等的。相反,它公开承认并强化不平等,把等级差异描述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义务、禁忌与惩罚标准,同一行为在不同身份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对待。这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各安其位”。也正因为这种赤裸的规范性,《摩奴法论》在思想史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父权、等级与仪式中心秩序最清晰的书面表达;另一方面,它恰恰证明了这一秩序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现实。只有当社会开始偏离这些规则,人们才需要把它们写得如此明确、如此强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期吠陀结构开始承受巨大压力。城市化、货币经济和跨家族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或不愿意被锁进这条父系—祭祀链条¹²。沙门、出家者、游行思想家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反对“男性权威”本身,而是直接退出了以血统和家族为核心的秩序。

然而,事情慢慢发生了改变。随着恒河流域被系统性开垦,定居农业取代游牧,人口密度上升,村落和城市出现。社会不再围绕迁徙和即时掠夺运转,而是围绕土地、税收和长期治理运转。吠陀的祭祀体系太重、太贵、太慢,开始跟不上这种节奏。多国并立、战争常态化,统治者需要稳定财政与常备军。祭司阶层提供的合法性依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单独支撑国家运作。于是王权开始脱离单纯的仪式授权,转向行政、军事和征税能力。

城市化和货币经济让人可以脱离出生家族生存。一旦个人可以在不同城邦之间移动、雇佣、结社,父系—祭祀—家族这条链就开始松动。吠陀秩序的前提是“你一生都待在你出生的位置上”,而现实已经不再如此。原本强调外在操作的宗教,吠陀体系开始内部转向。也就是说,原本宗教的practice从仪式、各安其位这种外部的行为,转为内省、自我约束的内在洞察。于是出现了《奥义书》¹⁵。奥义书提出的认知与解脱路径,仍然默认精英学习、长期修行,并不适合高度分化、竞争激烈的城市社会。于是,更多人选择直接离开体系,而不是继续修补它。沙门传统¹⁶、出家者¹⁷、以及后来以 释迦牟尼¹⁸ 为代表的新宗教路径,正是发生在这个节点上。

沙门不是一个宗派名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主动放弃家族身份、财产、祭祀义务与社会角色的人。他们不再是某个父系家族中的儿子、丈夫或继承人,而是切断了血统连续性,成为在城邦之间游行、乞食、修行的个体。这一点极其激进,因为在吠陀世界里,一个人一旦脱离家族,就等于放弃了宗教合法性与社会保护。沙门的出现,本身就说明:原有体系已经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可接受的生存路径。(我竟然联想到今日的homeless people,不禁感叹,资本主义确实不是所有人的生存路径,退教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出家者正是沙门中的一种制度化形态。他们通过剃发、披简衣、持戒与乞食,公开宣告自己不再参与生产、继承和祭祀。他们的时间,不再被农事、婚姻或祖先仪式切割,而是被修行实践重新组织。这里的关键转变在于:意义从家族连续性,转移到了个人解脱。人生第一次被允许不以“延续他人”为目标,而以“终结自身的痛苦”为目标。这真的太深刻了,但听上去真的很appealing。

释迦牟尼的时间轴,学界通常放在公元前 5 世纪,与孔子几乎完全同期。他大致出生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地点在恒河中游北缘的释迦族地区¹⁹,今天尼泊尔南部与印度北部交界一带。这不是帝国核心,也不是祭司文化最浓厚的地区,而是一个边缘小国。出身并不卑微,但也谈不上统治阶级中心人物,这种“边缘的贵族出身”非常关键:他既熟悉王权与家族结构,又没有深度绑定在大型祭祀体系中。

青年时期,他按照当时社会对男性贵族的期待,完成了婚姻、家庭与世俗生活。但在三十岁前后,面对衰老、疾病与死亡这些不可回避的现实(古代人还是命短…30岁就衰老疾病死亡了),他做出了一个在吠陀体系中极端不正常的决定:离开家庭,成为沙门。接下来的数年,他在恒河流域各地游行修行,先后跟随多位当时著名的修行导师,学习极端苦行与冥想技术。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在菩提树下完成觉悟。

为了仔细了解一下开悟的过程,我了解了一下描述开悟过程的三部古典:《中部》《相应部》《长部》²⁰,名字就是书的长度而已,但却是巴利语佛典²¹中最早、最接近释迦牟尼时代的核心文本集合的一部分。巴利语佛典,字面意思,是用巴利语保存下来的、最早成体系的佛教经典集合。学术上更常用的名字是 巴利三藏²²,是目前可考证的、最接近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文本体系。因为我不会巴利语,只能看下翻译版本。

我找来了佛陀解释自己早年经历和开悟过程的《中部·萨遮迦大经》²³。这一段基本是在讲一场“带火药味的辩论”,主角是佛陀和一个以抬杠、辩论出名的外道辩士²⁴萨遮迦(Saccaka)。外道辩士,就是别的派别的、喜欢挑战辩论、抬杠的朋友。场景开头交代地点在毘舍离²⁵的大林重阁讲堂,而毘舍离是古印度恒河中下游的一座核心城市,大致在今天印度比哈尔邦北部。在佛陀时代,它不是普通城镇,而是政治、思想与宗教竞争的前沿地带。佛教、耆那教、各类苦行派、形而上学派都在这里活动。这天上午,在该市的一个讲堂里,佛陀准备进城托钵²⁶(在佛教语境里指的是:出家者手持钵具,进入城镇或村落,逐户接受当日所需食物的行乞制度,也就是化缘)时,萨遮迦过来踢馆。

在二人的辩论中,佛陀说到他年轻时违背父母意愿出家,先去学阿罗逻迦罗摩²⁷,who was 释迦牟尼出家初期的第一位重要老师,也是当时恒河流域最高等级禅定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是佛教人物,而是佛陀之前、同时期的沙门导师。阿罗逻迦罗摩教授的是当时被视为极高成就的禅定层级,最高目标是“无所有处”——一种极度微细、空寂的意识状态。在当时的修行圈里,这已经接近“终点答案”,能带来极高声望与追随者。

“无所有处”属于无色界定²⁹,也就是已经完全脱离身体感官、形象、空间的禅定层级。修行顺序通常是从有形象、有感受的禅定,一步步进入,到“空无边处”,再到“识无边处”,然后是“无所有处”,最后还有“非想非非想处”³⁰。用白话说,一开始的禅定,仍然有对象。你还知道身体的存在,有呼吸、有喜乐、有专注点,只是这些对象被高度简化、稳定了。这就是所谓“有形象、有感受”的禅定阶段。

当定力继续深化,修行者开始主动放弃一切具体形象,连身体感都不再作为对象。此时心抓住的,只剩下“空间本身”,而且是没有边界的空间感受,于是进入“空无边处”。重点不在空间大,而在于:心不再黏在任何具体东西上,只黏在“无限展开”这个抽象特性上。

再往下,连“空间”这个对象也被看成太粗了。修行者把注意力从“空间”转向“知道空间的这个觉知本身”,于是进入“识无边处”。这时经验的中心,不是外在或内在的对象,而是“正在知道”的状态本身。可以理解为:内容消失了,只剩“有一个在知道”。

接着,修行者进一步发现,连“有一个在知道”这个感觉,本身也是可被抓取的对象。于是他把这个也放掉,心稳定在一种“什么都没有可抓”的状态上,这就是“无所有处”。注意,这不是昏沉,也不是断片,而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觉知还在,但它不指向任何对象。

再往上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则是连“我正在知道没有东西”这一点都变得极其模糊。它既不能说还有清楚的认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认知,是一种几乎不可描述的极端微细状态。这已经是当时禅修体系里意识可达的最顶端。

释迦牟尼在他门下学得极快、证得“无所有处”境界。以至于阿罗逻迦罗摩愿意与他共治徒众,把他当作同等导师。但佛陀判断这只到某种高层定境,不能导向厌离、离贪、灭、寂静、正觉、涅槃³¹,所以离开。

厌离不是情绪上的厌世,也不是讨厌生活,而是一个认知转向:你不再把经验世界当作“值得抓住的东西”。乐不再被自动判定为“好东西”,苦也不再被当作“例外事故”。当一个人真正看清“一切有条件的经验都不稳、不可保、不可据为己有”,心才会对执取对象失去兴趣。

接着是离贪。贪不是道德问题,而是黏着机制。厌离只是“看清不值得”,离贪才是“真的松手”。在这一阶段,心面对欲望、成就、定境、甚至“我是修行人”的身份,都不再自动伸手。关键点在于:贪不是被压住,而是因为看清因果而自然退场。如果只是靠压制,那是定力,不是离贪。

然后是灭。灭指的不是“什么都没了”,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对象:苦的止息。当贪的燃料断掉,苦就没有继续发生的条件。“灭”在这里是结果,不是手段。也正因为它是条件止息,而不是人为制造的状态,所以它不是暂时的。能灭的,只有已经被看清、被放下的东西。

寂静不是安静的情绪,也不是舒服的禅定,而是系统层面的不再扰动。当贪断、苦灭,心不再被拉扯,整个经验结构变得不需要反应、不需要修补、不需要解释。这是一种“无需再操作”的稳定,而不是“维持出来的平衡”。这一步用来区分:你是在休息,还是已经不需要战斗。

接着是正觉。正觉的重点不在“觉”,而在“正”。它不是多知道了什么秘密,而是把世界如何运作这件事彻底看对了。因果、无常、无我、苦,不再是概念,而是已经无法被误解的事实。这里的“正”,意味着这种理解不会再被体验波动推翻。你可以有感受,但不会再把感受误判为“我”或“我的”。

最后才是涅槃。涅槃不是一个体验状态,也不是一个“去的地方”,而是整个执著—反应—轮回系统的熄火。词源本身就是“吹灭火焰”。火焰是什么?是贪、嗔、痴的持续燃烧。涅槃的定义非常冷静:不是进入某种境界,而是不再需要任何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它不能被“住持”,只能被确认。

释迦摩尼从阿罗逻迦罗摩离开后,又去学郁陀迦罗摩子²⁸,证到“非想非非想处”,同样被抬到很高位置,但他仍判断这不是终点,于是再次离开。之后他到优楼频螺附近,觉得环境适合精进修行,开始极端用力,包括用“牙齿抵牙齿、舌顶上腭”强压心念、练无呼吸法,导致剧烈头痛腹痛热病、几乎断食到极度消瘦,直接导致别人都对他肤色产生不同判断。

终于,他得出决定性结论:苦行已经到极限,但仍不能到达究竟觉悟,于是回忆起童年在树荫下自然进入初禅的经验,确认“离欲、离不善法而生的禅乐”³²不是应该恐惧的东西,这才转向中道³³,恢复饮食,重新进入四禅³⁴。

“离欲”,不是把欲望压死,也不是讨厌世界,而是当下这一刻,心不再追逐感官刺激。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仍然可能出现,但它们不再被当成“我需要的”“我必须抓住的”。“离不善法”,指的是心已经脱离那些会自动制造混乱的运作模式,比如贪、嗔、掉举、昏沉、焦躁、自责、妄想。不是靠道德审判把它们赶走,而是通过定与觉照,它们暂时不起作用。心变得统一、可用、不自耗。

中道,在佛教里不是折中主义,也不是“别太极端”的生活建议,而是一条被严格定义的修行原则:既不走感官放纵之道,也不走自我折磨之道;目标不是舒服或痛苦,而是终止苦的机制本身。四禅,是佛教里对心在禅定中逐步稳定、净化、简化的四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禅³⁵,是心第一次真正稳定下来的阶段。此时已经离开感官追逐与明显的杂念,注意力能持续安住在对象上,但还带着一点“用力感”。心会轻微地把注意力拉回对象,因此有“寻、伺”;同时会生起清晰而正向的愉悦与安适,因此有“喜、乐”。这种快乐不是刺激性的,而是当杂乱退场后自然出现的回馈。佛陀明确肯定这一层的乐:它不来自欲望,也不会反过来制造贪。

第二禅,是在熟练之后发生的内在统一。心已经不需要反复“拉回”,寻与伺自然止息,专注变得自发而稳固。喜与乐仍在,但更集中、更安静,主观上不再有“我在努力修”的感觉。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心一境性:心不分散、不费力,却非常稳定。

第三禅,是从兴奋转向平静的关键转折。此时连“喜”的振奋感也被看作过于粗糙,于是自然退去,留下的是安稳、清醒、不过度兴奋的乐,以及持续的正念。经文形容这是“平静、具念、安乐住”。这里的乐更像一种稳定的满足,而不是情绪上的高涨。

第四禅,完成了对感受的放下。苦与乐都不再成为心的坐标,进入“不苦不乐、极度平衡、念遍清净”的状态。这里没有情绪起伏,也没有对舒适的依赖,只有高度清醒、完全稳定、不被任何感受牵动的心。这种稳定不是压制出来的,而是因为没有需要反应的东西。

于是,在菩提树下,释迦摩尼成道了。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夜晚,初夜得宿命智,中夜得天眼智(见众生依业流转),后夜得漏尽智³⁶,如实知四圣谛³⁷与诸漏的灭尽,最后宣告“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⁴⁰。

“初夜得宿命智,中夜得天眼智(见众生依业流转),后夜得漏尽智”,描述的是佛陀在成道夜心完全稳定于第四禅之后,依次发生的三个认知突破。初夜得宿命智,指的是他看到自己无数次的生与死。生命在不断发生,但并不存在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在其中穿行。他看到的是一次次出生、死亡、身份更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主体在换壳。名字、族类、寿命、苦乐都在变化,但支撑“这是同一个我”的假设找不到任何实体基础。所谓“我”,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在穿越时间,而是一连串因条件而生、因条件而灭的过程反复出现。名字变了、身份变了、处境变了,但这种“不断生成又不断崩解”的模式一直在发生。

第二阶段,视角从自身扩展到一切众生。佛陀看到众生的死与生并非由神意裁决,也不是偶然随机,而是依其行为、习气与倾向自然展开。行为塑造心的走向,心的走向塑造未来的存在形式。世界并非被奖惩系统管理,但也不是混乱的;它是因果自洽、无需裁判的。

第三阶段,佛陀如实知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说,苦不是指“人生很惨”,而是指:一切有条件的经验都无法被稳定地据为己有。快乐会变、满足会退、身份会塌,连“不苦不乐”的状态也会消散。这里的“苦”,更接近“不可控、不可靠、不值得托付终极意义”。“集”,是说而苦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明确的生成机制。根源不在外部世界,而在执取:对感受、身份、存在形式的黏着。贪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反应模式——心一旦认定“这个我需要、我不能失去”,苦就已经在路上了。

“灭”,如果苦是条件生成的,那当条件撤除,苦就会止息。这里的“灭”不是压制、逃避或麻木,而是燃料断供后的自然熄火。当执取不再启动,苦不是被战胜,而是失去继续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是“道”,即苦的止息不是靠理解就自动发生,而需要一条可训练、可重复的路径。这条路后来被系统化为八正道³⁸,涵盖认知、行为、生活方式与定力训练。道谛的核心不是“变成好人”,而是不再喂养执取的运作条件,让心逐渐失去制造苦的能力。

“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这里的“生”指的是轮回意义上的再生机制,而不是这一世的肉体存活。当执取与无明不再运作,新的“生”就不再具备启动条件,因此说“已尽”。“梵行”不是道德修养,而是指为了解脱而建立的完整修行路径。这句话的意思是:该走的路已经走完,修行不再是一个进行中的工程,而是已经达到其目的。不是“我修得很好”,而是“修行这件事已经不再需要继续”。

“所作已办” 这是最去浪漫化的一句。意思是:该做的工作已经完成,没有遗留任务。这里的“作”,不是世俗成就,而是“断除诸漏、止息苦因”这项唯一真正需要完成的事。它明确否定了“还需要更高境界”“还差最后一步”的想象。“不受后有”。“后有”指未来的存在形式,也就是下一次生命展开的可能性。“不受”,不是拒绝,而是已经没有条件再去承受。不是靠意志选择“不来”,而是轮回机制已经失效,无法再生成新的存在。

成道之后,释迦牟尼并没有马上走向人群。经典说,他在菩提树附近停留了数周,反复安住在解脱的状态中,审视这个法到底“深不深、难不难”。在反复思量、并接受“有人尘垢少、能理解”的判断之后,他才决定起身说法。佛教不是“真理自然会传播”的逻辑,而是需要被翻译、被拆解、被训练的路径。佛陀的身份从“已解脱者”转为“教师”。

他去鹿野苑⁴¹找到当年一起苦行、后来离开的五比丘⁴²,说四圣谛,教人“如何终止制造苦的系统”。佛陀开悟后仍然托钵、行走、疲倦、生病,晚年甚至因病入灭⁴³。感受还在,但不再主宰心;赞誉与攻击都会出现,但不再形成身份反应;身体会老死,但不再被理解为“我正在消失”。至此,佛陀已成,佛教已起。



注解:
  1. “七王时代”(Roman Regal Period):罗马传统史学对王政时期的称呼,常以建城(传统 753 BCE)起算,以王政终结、共和国建立(传统 509 BCE)为止;现代研究多认为具体年表与“七王序列”带有后设构建色彩,但王政末—共和初的制度转折是古代叙事的关键节点。

  2. 春秋晚期:东周春秋时代后段(约公元前 6 世纪中后期至前 5 世纪),诸侯兼并与礼制秩序重组加速,为战国格局铺垫。

  3. 古坟时代早段(Kofun, early):日本约 3–6 世纪的考古学分期;“早段”指前期阶段,常以大型古坟与权力中心形成的考古线索标识。

  4. 第二次城市化(Second Urbanization):学界对恒河流域在公元前 1 千纪中期出现的新一轮城市兴起、国家化、商业与货币化扩张的概括性术语。

  5. 晚期吠陀时期(Late Vedic Period):通常约公元前 800–500 年,用宗教与思想史视角界定的分期,强调吠陀传统由早期部落—仪式结构向更复杂的王权、定居农业与规范文本转变。

  6. 十六大国时代(Mahājanapada period):北印度若干“大邦/大国”并立竞争的时期,常概括为“十六大国”,大致在公元前 6–4 世纪之间(名单与边界在不同传统中略有差异)。

  7. 轴心时代(Axial Age):现代思想史概念,用于描述欧亚多地在约公元前 800–200 年间出现的宗教与哲学突破;在本文中作为宏观比较性的命名角度。

  8. yajña:吠陀宗教核心仪式体系,通过火供等程序献供,并配合规范诵读;同时是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场域。

  9. 圣火/家火:与火供与家庭祭仪相关的持续火种传统,象征宗教—法律意义上的家族连续性。

  10. ¹精准背诵:吠陀口传传统对音高、节奏、停顿等精确性的要求;文本权威首先由传诵准确与师承链条保证。

  11. ¹varṇa 与“种姓”:早期以 varṇa(四阶层)框架描述社会分工与等级观念;后世更复杂的 jātī(出生群体)体系与之相关但不完全等同。

  12. 父系—祭祀链条:本文用来概括“继嗣—祭祀资格—家族合法性”被父系继承绑定的结构逻辑。

  13. 《摩奴法论》(Manusmṛti / Laws of Manu):婆罗门传统的规范性法—伦理文本,讨论阶层义务、婚姻继承、惩罚标准等;定型年代与层次复杂,常被置于约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之间。

  14. “监护”(父—夫—子):摩奴法论中对女性法律/宗教主体资格的父系配置表达,强调“不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

  15. 《奥义书》(Upaniṣads):吠陀后期重要思想文本群,强调从外在仪式转向内在认知与解脱论。

  16. 沙门(Śramaṇa)传统:公元前 1 千纪中期北印度兴起的离家游行、苦行与禅修取向的宗教生活方式谱系总称,涵盖多条路线(含佛教、耆那教等)。

  17. 出家者:从家族与世俗角色中退出、以持戒与乞食维生的制度化修行形态。

  18. 释迦牟尼(Gautama Buddha):佛教传统中的佛陀称谓;其生卒年学界存在区间争议,常置于公元前 5 世纪(或稍早)的大范围内。

  19. 释迦族(Śākya):佛陀出身相关的地方性政治共同体,位于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北部交界一带。

  20. 《长部》《中部》《相应部》(Dīgha/Majjhima/Saṃyutta Nikāya):巴利经藏三部主要“尼柯耶”(经集);名称来自编排与结构特征(如篇幅、主题编组),不是价值排序。

  21. 巴利语佛典(Pāli Canon):以巴利语保存的上座部传统经典总集。

  22. 巴利三藏(Tipiṭaka):巴利语佛典的“三部类”结构:律藏、经藏、论藏。

  23. 《萨遮迦大经》(Mahāsaccaka Sutta):《中部》中的一部经,记述佛陀与萨遮迦的辩论,并包含佛陀自述早年求道与成道的关键段落。

  24. 外道辩士:佛教语境中对“非佛教传统的辩论者/挑战者”的称呼;“外道”指他派,“辩士”强调以论辩求胜与夺取声望。

  25. 毘舍离(Vesālī):恒河流域的重要城市与政治中心之一,常见于多传统竞争与论辩叙事。

  26. 托钵(piṇḍapāta):出家者持钵逐户受食的制度化实践,强调依缘受用、不储存与修行训练。

  27. 阿罗逻迦罗摩(Āḷāra Kālāma):佛陀出家早期参学的导师之一,佛典叙事中与高阶禅定成就关联。

  28. 郁陀迦罗摩子(Uddaka Rāmaputta):佛陀参学的另一位导师,佛典中与更高阶定境成就关联。

  29. 无色界定:超越形色与身体感官对象的高阶禅定类型,强调以更抽象/更微细的对象(或近乎无对象)为所缘。

  30. 四无色处: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常被视为当时禅定体系中“极高但仍非究竟解脱”的可达层级。

  31. “厌离—离贪—灭—寂静—正觉—涅槃”:佛典中用于标示“从不再执取到苦的止息与究竟觉悟”的目标链条;在本文中用作佛陀对“仅有高定境仍不足”的判准。

  32. “离欲、离不善法而生的禅乐”:指不以感官欲望为条件、由离欲与心一境而生的禅定喜乐,在佛典中被肯定为可作为修道基础的“非欲乐”。

  33. 中道(Middle Way):佛教对修行路线的关键定义,拒绝感官放纵与自我折磨两极,强调以可训练之道止息苦因。

  34. 四禅(four jhānas):佛教禅修体系中四级定境划分,描述心逐步统一、净化与简化的过程。

  35. “寻、伺、喜、乐、一境性”等术语:用于描写禅定心理结构的技术词汇;不同译本对个别词的译法略有差异,但总体指向“注意力的安住方式与伴随感受的层级变化”。

  36. 三明(tevijjā):成道夜的三项“明”:宿命智、天眼智、漏尽智;作为叙事结构,用来呈现觉悟的认知闭合。

  37. 四圣谛:苦、集、灭、道,陈述“问题—原因—止息—路径”的核心框架。

  38. 八正道:道谛的经典化表达: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39. 诸漏/漏尽(āsava):指推动轮回与苦续起的深层“渗漏性驱动力”(常与欲、存在执取、无明等相关);“漏尽”表示其被彻底止息。

  40. “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经典中阿罗汉/佛陀对解脱完成的宣告语;要义是轮回再生的条件已断,修行目标完成,不再产生未来“后有”。

  41. 鹿野苑(Isipatana / Sarnath):佛陀成道后初转法轮的地点传统。

  42. 五比丘:佛陀早年苦行时期的五位同修者,成道后最早受教的弟子群体。

  43. 入灭(parinibbāna):佛教用语,指佛陀(或阿罗汉)身坏命终时的最终涅槃。

Preface: This article was comple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atGPT.


As noted earlier, Rome’s “Regal Period”¹ is traditionally placed from 753 BCE to 509 BCE, and in the same era China was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², Japan at this point was still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fun period³, while India wa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al phase after the Second Urbanization⁴. In fact, there is no single standardized name for this Indian period in historical usage; depending on the angle, it can plausibly be labeled the Late Vedic Period⁵, the Mahājanapada period⁶, or the Axial Age⁷.

The Late Vedic Period⁵, roughly spanning 800–500 BCE, is a label grounded in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Vedic world, sacrifice (yajña)⁸ sat at the center of everyday life and political order. Lineages, chiefs, or kingship sustained the relationship of exchange between humans and gods by keeping the sacred fire burning⁹ and offering clarified butter, grain, and livestock. Around sacrifice developed a highly ritualized discipline of language.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of the Vedic age was not writing, but exact memorization and recitation¹⁰. Hymns had to be chanted according to fixed pitch, rhythm, and pauses; even a single misaligned syllable could be seen as undermining the efficacy of the rite.

In social life, the most stable habit was to organize one’s life course by status rather than by personal choice. The structure later systematized as “caste”¹¹ already had an early form in the Vedic period. Priests were responsible for ritual and knowledge, warriors for warfare and protection, and commoners for production and support. What one ought to do was not a matter of moral preference; it was treated as part of cosmic order. Simply fulfilling one’s duty was regarded as legitimate conduct.

Paired with this was an intensely strong family and patriarchal structure. Marriage, inheritance, and ritual eligibility were all organized around male lineage. In the Vedic world, the family was not a private unit but a religio-legal subject. Whether a family “existed” did not depend on people living together, but on whether someone could continuously and legitimately perform sacrifice. Ritual eligibility was tightly bound to the male line of succession. Only males born through the patriline were taken to be capable of kindling the household fire, reciting the hymns, and mediating between ancestors, gods, and the living. Women were not entirely excluded from ritual, but they appeared consistently in an “auxiliary” capacity—as wives, mothers, helpers—rather than as independent ritual agents.

Within this structure, marriage was first of all not an emotional union, but a rewiring of bloodline and sacrificial rights. When a woman married, she effectively “transferred out” of her father’s patriline and entered her husband’s family system. Her religious identity, social position, and ritual role changed accordingly. Children she bore were not recognized as lawful heirs of her natal family; rather, her reproductive capacity served to extend her husband’s bloodline, ancestors, and sacrificial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ly, marriage functioned as a total status migration. This arrangement was not maintained only by “custom,” but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by normative texts. Later written legal-ethical works such as the Manusmṛti (Laws of Manu)¹³ systematized and intensified this logic: women were placed under the guardianship¹⁴ of father, husband, and son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hey were said to require protection rather than autonomy. This “protection” was not gentle—it amounted to a legally sanctioned non-independence.

Chronologicall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Manusmṛti¹³ is usually placed roughly between the 2nd century BCE and the 2nd century CE, clearly later than the Late Vedic and the Buddha-era I discussed earlier. It divides the world into stable ranks and roles, and specifies duties, rights, and boundaries for each role. The human being is not treated as a free agent but as a functional position. “Who someone is” precedes “what they want to do.” This is why the Manusmṛti is so insistent on bloodline, birth, gender, and ritual eligibility—variables that are hardest to change.

On family and patriarchy, the Manusmṛti elevates practices that had existed more diffusely within ritual tradition into explicit rules. Women are prescribed lifelong male guardianship: as children under the father, after marriage under the husband, and after widowhood under the son. This is not merely disparagement but a structural assumption: women are treated as beings that must be “embedded” within patrilineal continuity, rather than as independent religious and legal subjects. Their social value is primarily realized through bearing legitimate male heirs. In the text, inheritance is tightly bound to sacrificial rights. Property is not private wealth but the material base for fulfilling religious obligations. Whoever inherits land, livestock, and implements inherits the ability to continue ancestral offerings and maintain the family’s place within cosmic order. Hence patrilineal inheritance is established as the norm, while other forms are framed as exceptions or risks. The underlying logic is not simply “preferring males,” but a fear of rupture.

The Manusmṛti does not pretend that society is equal. On the contrary, it openly acknowledges and reinforces inequality, describing rank differences as part of cosmic order. Different strata have different obligations, taboos, and penalty standards; the same act can be treated entirely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status. There is no modern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only “each in their proper place.”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stark normativity, the Manusmṛti carries a double significan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On one hand, it is the clearest written articulation of patriarchal, hierarchical, and ritual-centered order;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his order was no longer self-evident reality. Only when society begins to drift from such rules do people need to write them so explicitly and so forcefully. It is also at this point that the Late Vedic structure comes under major pressure. Urbanization, monetization, and mobility across families meant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could not, or would not, be locked into the patrilineal–sacrificial chain¹². The rise of śramaṇas, renunciants, and itinerant thinkers was not primarily a direct assault on “male authority” as such, but an exit from an order centered on bloodline and family.

Over time, circumstances changed. As the Ganges plain was systematically opened up, settled agriculture replaced pastoral mobility, population density rose, and villages and cities emerged. Society no longer ran on migration and immediate raiding, but on land, taxation,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The Vedic sacrificial system was too heavy, too expensive, and too slow to match this tempo. With multiple states coexisting and warfare becoming routine, rulers needed stable fiscal capacity and standing forces. Priestly legitimation still mattered, but it was no longer sufficient on its own to sustain state operation. Kingship thus began to detach from purely ritual authorization and reorient toward administrative, military, and taxation capacity.

Urbanization and a money economy made it possible to survive outside one’s birth family. Once individuals could move between city-states, hire out labor, and form associations, the patriline–sacrifice–family chain began to loosen. The Vedic order presupposed that “you stay where you were born for your entire life,” but reality no longer fit that premise. A religion that had emphasized external operations began to turn inward. In other words, religious practice shifted from external acts—ritual performance and “each in their place”—toward introspection and internal discipline. This is where the Upaniṣads¹⁵ appear. Yet the Upaniṣadic path to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still presupposed elite learning and long-term cultivation, and did not suit the highly differentiated, competitive world of cities. As a result, more people chose to leave the system rather than keep repairing it. The śramaṇa tradition¹⁶, institutional renunciants¹⁷, and later new religious paths represented by Gautama Buddha¹⁸ all belong to this hinge moment.

“Śramaṇa” was not the name of a single sect but a choice of life-form. The term refers to those who voluntarily gave up family status, property, sacrificial obligations, and social roles. They were no longer sons, husbands, or heirs within a patrilineal household; they severed genealogical continuity and became individuals who wandered between polities, begged for food, and practiced discipline. This was radically disruptive, because in the Vedic world to step outside the family was to relinquish religious legitimacy and social protection. The very emergence of śramaṇas signals that the older system could no longer provide an acceptable life-path for everyone. (I even find myself thinking of today’s homeless people; it’s hard not to notice that capitalism is not a viable life-path for everyone either—leaving the faith, too. “Lay down the butcher’s knife, and you become a Buddha on the spot….”)

Renunciants are one institutionalized form within the śramaṇa milieu. Through shaving the head, wearing simple clothing, keeping precepts, and living by alms, they publicly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no longer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inheritance, or sacrifice. Their time was no longer segmented by farming cycles, marriage, or ancestral rites; it was reorganized around practice. The key shift is that meaning moved from family continuity to personal liber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a life could be oriented not toward “continuing others,” but toward “ending one’s own suffering.” That is deeply striking—though it also sounds genuinely appealing.

Scholars usually place the Buddha’s timeline in the 5th century BCE, almost exactly contemporary with Confucius. He was likely born around the mid-5th century BCE in the Śākya region¹⁹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middle Ganges, in the area around today’s southern Nepal and the northern Indian border. This was not an imperial core, nor a region saturated with priestly culture, but a small peripheral polity. His background was not lowly, yet he was not a central figure of a major ruling elite either; this “peripheral aristocratic” position is crucial: he was familiar with kingship and family structure, but not deeply bound to a large sacrificial establishment.

In youth, he followed what society expected of a male aristocrat: marriage, household, worldly life. But around the age of thirty, faced with the unavoidable facts of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people in antiquity really did die young… thirty already meant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he made a decision that was extremely abnormal within the Vedic system: he left home and became a śramaṇa.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he wandered across the Ganges region, studying under several famous teachers, learning austere practices and meditative techniques. At roughly thirty-five, he is said to have completed awakening under the Bodhi tree.

To understand awakening in more detail, I consulted three classical collections that describe it: the Majjhima Nikāya, Saṃyutta Nikāya, and Dīgha Nikāya²⁰—their names simply reflect the length/organization of the books, yet they form part of the earliest and closest-to-the-Buddha core textual corpus in the Pāli Canon²¹. “Pāli Canon” literally means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Buddhist scriptures preserved in Pāli; in scholarship it is mo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Pāli Tipiṭaka²². Since I do not know Pāli, I could only consult translations.

I specifically pulled the “Greater Discourse to Saccaka” (Mahāsaccaka Sutta) from the Majjhima Nikāya²³, where the Buddha explains his early experiences and the process of awakening. This passage is essentially a “debate with gunpowder in the air,” starring the Buddha and a notorious argumentative debater from outside the Buddhist fold—Saccaka²⁴ (Saccaka). “Debaters of other paths” here refers to people from other traditions who liked to challenge, dispute, and win prestige through argument. The opening sets the scene at the Great Wood and the Gabled Hall in Vesālī²⁵, and Vesālī was a major city in the middle–lower Ganges region, roughly in today’s northern Bihar. In the Buddha’s time, it was not an ordinary town but a frontline zon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competition. Buddhists, Jains, various ascetic groups, and metaphysical schools were all active there. That morning, in a lecture hall in the city, as the Buddha was preparing to go on alms-round²⁶ (in Buddhist practice: a system in which monastics carry an alms bowl into a town or village and accept that day’s food by going from household to household—i.e., soliciting offerings), Saccaka came to “crash the venu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debate, the Buddha says that when he was young he renounced the household life against his parents’ wishes and first studied under Āḷāra Kālāma²⁷—one of his earliest and most important teachers,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meditative attainment then circulating in the Ganges world. He was not a Buddhist figure, but a śramaṇa teacher from before and alongside the Buddha. Āḷāra Kālāma taught a meditative attainment regarded as extremely lofty at the time, with the highest target being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a state of consciousness so subtle and empty that, in the religious marketplace of the time, it was close to an “ultimate answer,” conferring enormous prestige and followers.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 belongs to formless meditative absorption²⁹—levels of concentration that have fully left behind bodily senses, images, and spatial form. The typical progression is: from meditations that still have form and felt qualities, one advances step by step to the “Sphere of Infinite Space,” then the “Sphere of Infinite Consciousness,” then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 and finally the “Spher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³⁰. In plain terms, early concentration still has an object: you still know the body is there, you still have breath, joy, and a focus point—only everything has been highly simplified and stabilized.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be in a stage “with form and felt experience.”

As concentration deepens, the meditator deliberately lets go of all concrete forms; even bodily sensation is no longer taken as the object. What the mind “holds” is only space itself—experienced as boundless—thus entering the Sphere of Infinite Space. The point is not that space is “big,” but that the mind is no longer stuck to any particular thing; it clings only to the abstract feature of “limitless extension.”

Going further, even “space” is seen as too coarse an object. Attention shifts from space to the knowing of space—the awareness itself—thus entering the Sphere of Infinite Consciousness. The center of experience is no longer an external or internal object, but the state of “knowing” itself. You could say: content disappears, leaving only “there is knowing.”

Next, the meditator sees that even the sense “there is a knowing” is itself something that can be grasped. So that too is released, and the mind stabilizes in a state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o grasp”—this is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 Note: this is not dullness or blackout; it is a very lucid recognit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here.” Awareness remains, but it no longer points to any object.

Above that, the Spher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 is so subtle that even “I am clearly knowing there is nothing” becomes extremely blurred. One cannot say there is clear cognition, yet one cannot say there is no cognition at all. It is an almost indescribably fine state—the upper limit of what that era’s meditative system treated as reachable.

Gautama learned extremely quickly under Āḷāra Kālāma and attained the “Sphere of Nothingness.” Āḷāra Kālāma was willing to share leadership of his community with him, treating him as an equal teacher. But the Buddha judged that this was only a high level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could not lead to disenchantment, dispassion, cessation, peace, right awakening, or nibbāna³¹, and so he left.

Disenchantment is not an emotional world-weariness, nor a hatred of life. It is a cognitive shift: you no longer regard the field of experience as something “worth grasping.” Pleasure is no longer automatically classed as “a good thing,” and pain is no longer treated as an “exceptional accident.” Only when one truly sees that “all conditioned experience is unstable, cannot be secured, and cannot be possessed as mine” does the mind lose interest in objects of clinging.

Next comes dispassion. “Craving” is not a moral flaw, but a mechanism of adhesion. Disenchantment is “seeing it isn’t worth it”; dispassion is “actually letting go.” At this stage, the mind no longer automatically reaches for desire, achievement, meditative attainments, or even the identity “I am a practitioner.” The key is that craving is not forcibly pressed down; it fades naturally because cause and effect have been seen clearly. If it is only suppressed, that is concentration power, not dispassion.

Then comes cessation. Cessation does not mean “everything disappears,” but refers to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the stopping of suffering. When the fuel of craving is cut off, suffering no longer has the conditions to keep arising. Here “cessation” is a result, not a technique. And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the ending of conditions rather than a fabricated state, it is not temporary. What can cease is only what has already been seen through and released.

Peace is not merely a quiet mood, and not simply the comfort of meditation. It is a system-level absence of disturbance. When craving ends and suffering ceases, the mind is no longer pulled around; the entir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no longer needs to react, repair itself, or explain itself. It is a stability that requires no further operation, not a balance held in place by effort. This step distinguishes: are you merely resting, or is there no longer a need to fight?

Next is right awakening. The emphasis is not on “awakening” but on “right.” It is not a matter of learning a secret; it is seeing how reality functions with complete correctness. Causality, impermanence, non-self, and suffering are no longer concepts but facts that can no longer be misconstrued. “Right” means this understanding cannot be overturned by fluctuations of experience. Feelings still occur, but they are no longer misread as “I” or “mine.”

Only then comes nibbāna. Nibbāna is not an experiential state, nor a place one “goes.” It is the extinguishing of the entire clinging–reaction–rebirth system. The word’s root sense is “blowing out a flame.” What flame? The ongoing burning of greed, hatred, and delusion. The definition is deliberately cool: it is not entering a special realm, but no longer needing any realm. For that reason,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as an attainment;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

After leaving Āḷāra Kālāma, Gautama went to study under Uddaka Rāmaputta²⁸ and attained the “Spher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 Again he was elevated to a very high status, yet he still judged it not the endpoint and left once more. Afterwards he stayed near Uruvelā, found th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strenuous practice, and pushed himself to extremes—forcing the mind with “teeth pressed to teeth, tongue pressed to the palate,” practicing breath suppression that brought severe headaches, stomach pains, and feverish heat, and nearly starving himself into extreme emaciation, to the point that observers even differed in how they described his skin tone.

At last he reached a decisive conclusion: asceticism had been taken to its limit, yet it still could not bring ultimate awakening. He then recalled a childhood memory of naturally entering the first jhāna under the shade of a tree, and recognized that the “meditative joy born of seclusion from sensuality and unwholesome states”³² was not something to fear. Only then did he turn to the Middle Way³³, resume eating, and re-enter the four jhānas³⁴.

“Seclusion from sensuality” does not mean killing desire by force, nor hating the world; it means that in this moment the mind is no longer chasing sensory stimulation. Forms, sounds, smells, tastes, and touches may still appear, but they are no longer treated as “what I need” or “what I must seize.” “Seclusion from unwholesome states” means the mind has stepped out of the patterns that automatically generate turmoil—greed, aversion, restlessness, dullness, agitation, self-reproach, and runaway fantasy. They are not driven out by moral condemnation, but rendered temporarily inoperative through concentration and clear awareness. The mind becomes unified, usable, and not self-draining.

The Middle Way in Buddhism is not a vague compromise, nor a lifestyle tip of “don’t be too extreme,” but a precisely defined principle of practice: neither the path of sensual indulgence nor the path of self-torment; the aim is not comfort or pain, but to end the mechanism that produces suffering. The four jhānas are Buddhism’s division of four stages by which the mind becomes progressively stable, purified, and simplified in meditative absorption.

The first jhāna³⁵ is the first stage in which the mind truly stabilizes. One has already stepped away from sensory chasing and obvious mental noise; attention can remain on its object, but there is still a faint sense of “effort.” The mind lightly brings attention back, hence “applied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vitakka/vicāra); and clear, positive joy and ease arise, hence “rapture and pleasure” (pīti/sukha). This pleasure is not stimulation; it is the natural feedback that appears when mental clutter withdraws. The Buddha explicitly affirms this level of pleasure: it does not come from sensuality and does not feed craving in return.

The second jhāna is an inner unification that arises with mastery. The mind no longer needs repeated “bringing back”; applied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subside, and concentration becomes spontaneous and firm. Joy and pleasure remain, but are more focused and quieter; the subjective sense “I am trying to meditate” fades. Its core feature is one-pointedness: the mind is not scattered, not effortful, yet highly stable.

The third jhāna is the key turn from excitement to calm. Even the uplift of “joy” is seen as too coarse and naturally falls away, leaving steady, lucid, non-excited pleasure alongside continuous mindfulness. The texts describe this as “equanimous, mindful, dwelling in ease.” Here pleasure is more like stable contentment than emotional elevation.

The fourth jhāna completes the letting-go of affective polarity. Neither pain nor pleasure functions as the mind’s coordinate; one enters a state of “neither painful nor pleasant,” with extreme balance and fully purified mindfulness. There is no emotional swing, no dependence on comfort—only a highly lucid, completely stable mind that is not moved by any feeling. This stability is not produced by suppression, bu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left that requires reaction.

Thus, under the Bodhi tree, Gautama awakened. The process unfolds through the three watches of the night: in the first watch he gained knowledge of past lives, in the middle watch the divine eye (seeing beings wandering according to karma), and in the last watch knowledg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³⁶. He directly knew the Four Noble Truths³⁷ and the ending of the taints, and finally declared: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has been established, 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 there is no more coming to any state of being”⁴⁰.

“First watch: knowledge of past lives; middle watch: the divine eye; last watch: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 describes three successive cognitive breakthroughs after his mind had fully stabilized in the fourth jhāna on the night of awakening. In the first watch, knowledge of past lives means he saw countless cycles of birth and death. Life keeps occurring, yet there is no permanent, unchanging “self” traveling through it. What he saw was repeated birth, death, and identity-change—not a fixed subject swapping bodies. Names, clans, lifespans, pleasure and pain all changed, but no substantial basis could be found for the assumption “this is the same I.” The “self” is not an immutable entity crossing time, but a stream of processes arising and ceasing with conditions. Names change, identities change, situations change, yet the pattern of ongoing formation and ongoing collapse keeps occurring.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view expands from oneself to all beings. He saw that beings’ deaths and rebirths are not decided by divine will, nor random accidents, but unfo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ctions, habits, and tendencies. Actions shape the mind’s direction; the mind’s direction shapes future modes of existence. The world is not managed by a reward-and-punishment judge, yet it is not chaotic; it is causally coherent, without requiring an arbiter.

In the third stage, he directly knew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truth of suffering, the truth of origin, the truth of cessation, and the truth of the path.

The truth of suffering does not mean “life is miserable,” but that all conditioned experience cannot be securely possessed as ultimate ground. Happiness changes, satisfaction fades, identities collapse; even states of neither pain nor pleasure dissolve. Here “suffering” is closer to “uncontrollable, unreliable, and unfit to bear ultimate meaning.” “Origin” means suffering is not accidental; it has a definite generative mechanism. The root is not in the external world but in clinging: adhesion to feelings, identities, and modes of being. Craving is not a moral issue but a reaction pattern—once the mind decides “this is what I need, this is what I cannot lose,” suffering is already on its way.

“Cessation”: if suffering is conditionally produced, then when conditions are removed, suffering ceases. This cessation is not suppression, escape, or numbness, but the natural extinguishing that occurs when fuel is cut off. When clinging no longer starts up, suffering is not “defeated”; it simply los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ing. Finally, “Path”: the stopping of suffering does not occur automatically just because one understands; it requires a trainable, repeatable route. This route was later systematized as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³⁸, covering cognition, conduct, livelihood, and concentration training. The core of the path is not “becoming a good person,” but gradually removing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that feed clinging, so the mind loses its capacity to manufacture suffering.

“Birth is ended; the holy life is established; 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 there is no more becoming.” Here “birth” refers to rebirth in the sense of saṃsāra, not the biological continuation of this life. When clinging and ignorance no longer operate, the conditions for a new “birth” cannot start, hence “ended.” “Holy life” (brahmacariya) is not general moral cultivation, but the complete practice-path established for liberation. The point is: the route has been fully walked; practice is no longer a project in progress but has reached its purpose—not “I practiced well,” but “there is no further need for practice.”

“What had to be done has been done” is the least romantic line: the necessary work is complete, with no remaining task. The “work” here is not worldly achievement, but the ending of the taint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causes of suffering—the only work that truly had to be finished. It rejects the fantasy that “a higher realm remains” or “one last step is missing.” “No more becoming”: “becoming” refers to future modes of existence—another unfolding of life. “No more” is not an act of willful refusal; it means there are no longer conditions that could generate it. It is not “choosing not to come back,” but the mechanism of saṃsāra has failed and can no longer produce a new existence.

After awakening, the Buddha did not immediately head into the crowd. The texts say he remained near the Bodhi tree for several weeks, repeatedly abiding in liberation and examining whether this Dharma was “deep” and “difficult.” After reflection—and after accept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with little dust in their eyes” who could understand—he decided to teach. Buddhism does not run on the premise that “truth spreads by itself”; it is a path that must be translated, broken down, and trained. The Buddha’s identity shifted from “one who is freed” to “teacher.”

He went to the Deer Park⁴¹ and found the five ascetics⁴² who had practiced austerities with him and later left. He taught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how to end the system that manufactures suffering. After awakening he still went on alms-rounds, walked, grew tired, fell ill, and in old age entered final nirvāṇa (parinibbāna)⁴³. Sensation remained, but no longer ruled the mind; praise and attack still occurred, but no longer formed identity reactions; the body still aged and died, but it was no longer understood as “I am disappearing.” At this point the Buddha was established, and Buddhism began.


Footnotes:
  1. Roman Regal Period(七王时代): The term used in Roma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for the monarchical period, conventionally dated from the city’s foundation (traditionally 753 BCE) to the end of kingship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traditionally 509 BCE). Modern scholarship often treats the precise chronology and the “sequence of seven kings” as retrospective constructions, but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from late monarchy to early republic remains a key node in ancient narratives.

  2.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春秋晚期): The later phase of China’s Eastern Zhou Spring and Autumn era (roughly mid–late 6th century to 5th century BCE), marked by accelerating interstate annexa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ritual-political order,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Warring States landscape.

  3. Kofun period, early(古坟时代早段): A Japanese archaeological periodization (c. 3rd–6th centuries CE). The “early” phase is commonly identifi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signatures such as large keyhole-shaped tumuli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centers.

  4. Second Urbanization(第二次城市化): A scholarly umbrella term for the mid–1st millennium BCE wave of new urban growth, state formation,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monetization in the Ganges basin.

  5. Late Vedic Period(晚期吠陀时期): Usually c. 800–500 BCE, a period label from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emphasizing the Vedic tradition’s shift from earlier tribal–ritual structures toward more complex kingship, settled agriculture, and normative textual cultures.

  6. Mahājanapada period(十六大国时代): A period of competing “great realms/states” in North India, often summarized as “sixteen mahājanapadas,” broadly placed around the 6th–4th centuries BCE (lists and boundaries vary across traditions).

  7. Axial Age(轴心时代): A modern intellectual-historical concept describing major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s across Eurasia roughly c. 800–200 BCE; used here as a comparative naming lens.

  8. yajña(祭祀): The central Vedic sacrificial-ritual system, typically involving fire offerings and regulated recitation; also a major arena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social order.

  9. sacred/domestic fire(圣火/家火): The tradition of maintaining a continuing fire associated with fire-offerings and household rites, symbolizing religious–legal continuity of the household or lineage.

  10. precise recitation(精准背诵): The Vedic oral-transmission discipline requiring exact pitch, rhythm, and pauses; textual authority is secured primarily through accurate memorization and teacher–student lineage.

  11. varṇa and “caste”(varṇa 与“种姓”): Early social hierarchy framed via varṇa (fourfold classes). The later, more complex jātī (birth-group) system is related but not identical.

  12. patrilineal–ritual chain(父系—祭祀链条): A shorthand in this essay for the structural logic binding succession, ritual eligibility, and family legitimacy to patrilineal inheritance.

  13. Manusmṛti / Laws of Manu(《摩奴法论》): A Brahmanical normative legal-ethical text discussing class duties, marriage and inheritance, and punishment standards. Its formation is layered and complex; it is often dated broadly to c. 2nd century BCE–2nd century CE.

  14. guardianship (father–husband–son)(监护:父—夫—子): The Manusmṛti’s patrilineal allocation of women’s legal and religious standing, formalizing institutional “non-independence.”

  15. Upaniṣads(《奥义书》): A major group of late-Vedic philosophical texts, shifting emphasis from external ritual to inner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heory.

  16. Śramaṇa tradition(沙门传统): A broad label for the mid–1st millennium BCE North Indian currents of renunciant wandering, ascetic practice, and meditation, encompassing multiple paths (including Buddhism and Jainism).

  17. renunciant / monastic(出家者): An institutionalized form of leaving household roles, living by precepts and alms, and organizing life around disciplined practice.

  18. Gautama Buddha(释迦牟尼): The Buddhist title for the Buddha. Scholarly dates for his life remain debated within a range; he is commonly placed broadly in the 5th century BCE (or slightly earlier).

  19. Śākya(释迦族): The local political community associated with the Buddha’s origin, located around today’s southern Nepal and the India–Nepal border region.

  20. Dīgha / Majjhima / Saṃyutta Nikāya(《长部》《中部》《相应部》): Three major Nikāyas (collections) of the Pāli Sutta Piṭaka. Their names reflect editorial organization (length or thematic grouping), not a ranking of value.

  21. Pāli Canon(巴利语佛典): The Theravāda scriptural corpus preserved in Pāli.

  22. Tipiṭaka(巴利三藏): The “three baskets” structure of the Pāli Canon: Vinaya (discipline), Sutta (discourses), and Abhidhamma (systematic doctrine).

  23. Mahāsaccaka Sutta(《萨遮迦大经》): A discourse in the Majjhima Nikāya describing the debate between the Buddha and Saccaka, including key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 on his early quest and awakening.

  24. non-Buddhist debater / challenger(外道辩士): A Buddhist-context label for disputants from other schools; “outside the way” indicates a different tradition, while “debater” highlights contest-style argument aimed at prestige and victory.

  25. Vesālī(毘舍离): A major city and political center in the Ganges region, frequently appearing in narratives of inter-tradition competition and debate.

  26. piṇḍapāta(托钵):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monastics carrying an alms bowl and receiving food from households; emphasizes dependence on conditions, non-storage, and training.

  27. Āḷāra Kālāma(阿罗逻迦罗摩): One of the Buddha’s early teachers in canonical narrative, associated with high-level meditative attainments.

  28. Uddaka Rāmaputta(郁陀迦罗摩子): Another teacher the Buddha studied with in canonical narrative, associated with even higher meditative attainment.

  29. formless attainments(无色界定): Higher meditative absorptions beyond form and sensory bodily objects, taking increasingly abstract or near-objectless “objects” as the focus.

  30. the four formless spheres(四无色处): Sphere of Infinite Space, Sphere of Infinite Consciousness, Sphere of Nothingness, and Sphere of Neither-Perception-nor-Non-Perception; often treated as extremely high yet not identical with final liberation.

  31. disenchantment–dispassion–cessation–peace–right awakening–nibbāna(厌离—离贪—灭—寂静—正觉—涅槃): A canonical goal-chain marking the trajectory from non-clinging to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and final awakening; used here as the criterion for why high meditative absorption alone is insufficient.

  32. jhānic joy born of seclusion(离欲、离不善法而生的禅乐): Meditative joy or pleasure conditioned not by sensual desire but by seclusion from sensuality and unwholesome states; affirmed as legitimate “non-sensual pleasure.”

  33. Middle Way(中道): Buddhism’s defining practice orientation rejecting both sensual indulgence and self-mortification, emphasizing a trainable path that ends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34. four jhānas(四禅): The four-stage Buddhi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scheme describing progressive unification, purific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mind.

  35. technical jhāna terms (vitakka, vicāra, pīti, sukha, ekaggatā)(寻、伺、喜、乐、一境性等术语): Specialist vocabulary for the structure of absorption; translations vary, but referents are broadly consistent.

  36. tevijjā (the three knowledges)(三明): Knowledge of past lives, the divine ey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used narratively to present the closure of awakening.

  37. Four Noble Truths(四圣谛): Suffering, origin, cessation, and path—the core framework of “problem, cause, ending, and method.”

  38. Noble Eightfold Path(八正道): The canonical formulation of the path: right view, intention, speech, action, livelihood, effort, mindfulness, and concentration.

  39. āsava; destruction of the taints(诸漏/漏尽): Deep “leak-like” drivenness sustaining rebirth and suffering; destruction indicates complete cessation.

  40. liberation declaration(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A standard formula announcing the completion of liberation—rebirth-producing conditions are ended and no future becoming remains.

  41. Isipatana / Sarnath(鹿野苑): The traditional site of the Buddha’s first teaching after awakening.

  42. the five ascetics(五比丘): The five former companions from the Buddha’s austerity period who became the first recipients of his teaching.

  43. parinibbāna(入灭): “Final nibbāna,” referring to the Buddha’s (or an arahant’s) death—the final extinguishing at the end of life.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base湾区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base湾区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sunny.xiaoxin.sun@doubletakefilmllc.com

Sunny Xiaoxin Sun's IMDb


©2025 Double Take Film, All rights reserved

I’m an independent creator based in California. My writing started from an urgent need to express. Back in school, I often felt overwhelmed by the chaos and complexity of the world—by the emotions and stories left unsaid. Writing became my way of organizing my thoughts, finding clarity, and gradually, conne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Right now, I’m focused on writing and filmmaking. My blog is a “real writing experiment,” where I try to update daily, documenting my thoughts, emotional shifts, observations on relationships, and my creative process. It’s also a record of my journey to becoming a director. I’m currently revising my first script. It’s not grand in scale, but it’s deeply personal—centered on memory, my father, and the city. I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belong to me, and to our generation: grounded yet profound, sensitive but resolute. I believe film is not only a form of artistic expression—it’s a way to intervene in reality.

我是base湾区的自由创作者。我的写作起点来自一种“必须表达”的冲动。学生时代,我常感受到世界的混乱与复杂,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情绪和故事让我感到不安。写作是我自我整理、自我清晰的方式,也逐渐成为我与外界建立连接的路径。我目前专注于写作和电影。我的博客是一个“真实写作实验”,尽量每天更新,记录我的思考、情绪流动、人际观察和创作过程。我正在重新回去修改我第一个剧本——它并不宏大,却非常个人,围绕记忆、父亲与城市展开。我想拍属于我、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贴地而深刻,敏感又笃定。我相信电影不只是艺术表达,它也是一种现实干预。

PRODUCT

Design

Content

Publish

RESOURCES

Blog

Careers

Docs

About